看电视剧《瑶山大剿匪》让我笑喷,两个土匪头子居然被国军残部委任为军长,饷银估计是不会有的,兵员肯定需要自己补充,武器装备可能会给一些,名为军长,实际只有一纸委任状罢了,典型的空头支票。李云龙批评得好:国军怎么着也是正规军,(此举)太不像话。
南宋大将夏贵也曾被朝廷用空头支票忽悠过。不过,南宋小朝廷开具空头支票,实属不得已,因为经济崩溃了,政府确实拿不出现钱。而夏贵其人,又是一个打不了贫穷仗的将领,朝廷若不用空头支票忽悠着,想不出其他办法。
夏贵(1197-1279),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字用和。因其父被招募当兵,夏贵从小就随军,是在军队里长大的,子承父业,继续当兵(宋代募兵制特点之一)。一次偶然的机缘,夏贵认识了当时的名将赵范,成了其麾下的一名亲信。赵范这个人有个特点,《宋史》写他经常跟心腹“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平易近人,没有尊卑观念,没架子,也基本不怎么贪污当兵的军饷,夏贵在赵范手下干得挺欢。
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夏贵本就是爱钱之人,所以,夏贵作战很英勇。理宗端平元年(1234),随赵范克洛阳,升为裨将,逐渐展露头角,成为当时的一名猛将兄。嘉熙三年(1239),他独自率军解寿春之围,再次立了大功。赵范督师两淮的时候,夏贵又奉命援高邮,救扬州,以功知怀远军兼河南招抚使。
反正只要朝廷给钱,夏贵一般的都会打胜仗。理宗主政的时候,南宋政府岁入比较宽裕,用不着开空头支票,即便开了,亦可很快兑现,因此,夏贵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保持了不败的战绩。
开庆元年(1259),进攻两淮的蒙军集中兵力猛攻两淮“咽喉”――怀远。夏贵奉命措置怀远防守,坚壁以抗。蒙军围城百日不下,在宋军安徽凤阳东北援兵赶到的情况下,蒙军被迫撤军而去。同年四月,朝廷诏赐夏贵溧阳田三十顷,以褒其功。十一月,又召夏贵入见,加以抚劳,赐金带一个,银伍佰两。
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围攻鄂州的忽必烈撤军北归以后,所留部将张杰、阎旺作浮桥于湖北新州东南、湖北鄂州西北一带,策应兀良合台交广之师渡江。夏贵奉命移师堵击,与蒙军接战,得舟三百余艘。又战黄石港,再败蒙军。至黄州团峰,蒙军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失利而退却,在长江南北两岸毡帐为满,迎战宋军。夏贵以舟师阵新生州浮桥顺流而下。
当时,长江南岸战斗正激,领军督战的贾似道希望夏贵合战南岸,尽速将蒙军赶过长江了事。夏贵认为敌物资尽在北岸,攻其所必救,可迫使蒙军自动退去,不出三日,江面可以肃清。于是夏贵指挥所部乘夜直进白鹿矶,攻断浮桥,杀蒙军七百余人。次日,蒙军尽数北撤,宋遂以大捷闻天下。
四月,贾似道上表请功,以夏贵在新生州、白鹿矶等战中皆督战有功,朝廷授夏贵左金吾上将军,知怀安州,兼怀东安抚副使,京东招抚使,赐金器币、溧阳田三十顷。景定二年(1261年),夏贵移师怀东,连连挫败元军进攻,收复涟水军、东海军及海州等地,朝廷再赐官会百万缗,金带一个,复赐溧阳田三十顷。
景定五年(1264年),四川战事吃紧,理宗耀升夏贵任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调防四川,多次击败元军所部,被朝廷加食邑五百户,再赐金带一个,以示褒奖。
到了咸淳七年(1271年)的时候,四川方面的岁贡受阻,南宋政府的财政开始吃紧了,给予前线的犒赏亦随即减少。这一年,襄樊局势日见不妙,朝廷令京湖制置使李庭之火速解围的同时,复令夏贵以师会合策应,以钱两百万缗随军给用(两支军队外加襄樊二郡,明显不够)。钱一少,夏贵的英勇劲儿不见了,援襄未能成功不说,还损折了三千兵士。
咸淳八年(1272年)年,夏贵率舟师十万进攻正阳,因负伤(据考是轻伤)率部撤退。同年复制战船于六安,准备夺取正阳,元将塔出闻迅,亲自速率领军队突袭,焚宋战舰,此役损失惨重,宋军再夺正阳的计划被迫流产。
朝廷看再不下血本是不行了,勒紧裤腰带也得凑银子给夏贵,十一月耀迁夏贵为怀西安抚制置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赐钱百万,“激犒备御”(这个激字用得很形象)。在这以后的一年内,夏贵领兵与元军激战于正阳周围(即淮西地区),据赵炎统计,乃是胜败参半。
进入咸淳十年(1274年),南宋政府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国库基本耗尽,再无财力对夏贵“赐钱激犒”了。朝廷没有钱,但是仗还得打下去,蒙古人不可能因为你没钱而退兵吧,怎么办?好办,以“空头支票”去忽悠前方将士。先给夏贵戴高帽子:“守庐复巢,通北江之咽喉;屡战屡捷,丑虏胆寒。”两个月后,不花钱的高帽子又抛给夏贵,诏曰:“卿以身殉国家之急,提兵力战,屡闻捷奏。”而猛将兄夏贵呢,这个时候已经因为拿不到饷银而无心战斗了,基本是打一仗败一仗,蜕变为常败将军。诏书中提及的收复镇巢,只是其部将洪福独自所为。
咸淳十年十二月,伯颜率元军主力进逼汉阳,鄂州之战正式打响。夏贵率部与元军“激战”两个月,军队死伤殆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鄂州失陷。
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作了垂死的挣扎,组成一只13万人的精锐部队出师江上迎战蒙军。在芜湖,贾似道令孙虎臣以步兵七万据丁家洲准备决战,令夏贵率战船二千五百艘汇合策应。元将伯颜来攻时,夏贵竟然不战而逃,直奔庐州(今合肥市),当了一名可耻的逃兵。结果,一场殊死的决战尚未开始,就因夏贵的逃跑,以失败而告终了。
在南宋灭亡的最后时刻,朝廷使出最后一招,空头支票外加抬出祖上的积德来感诏将领们。如给夏贵的诏书中,除了升夏贵为枢密副使外,还说:“诸路勤王兵已集,望卿奖三军以清江西,惟长淮以西,依卿为金城。...报先帝之殊遇,在此行也。”夏贵拿不到现钱,让他自己掏腰包“奖三军”,自然不乐意,所以按兵不动。朝廷没办法,只好低声下气地再给夏贵下诏:“...尚念两朝殊遇,朝闻夕道。吾之待卿,犹唐之待子仪也。”又升夏贵为两淮宣抚大使。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朝廷不给钱,慢说前方的将领不乐意,就是乐意,兵士也不会听指挥。对于夏贵等南宋将领和士兵们来说,饷银是最重要的,谁给饭吃,谁就是爹娘;皇帝的恩德、国家的概念,都是个屁。就如同现在的打工仔,老板不给发工资是不会干活的。
比如丁家洲之战时,宋军开始自动溃散的,孙虎臣向贾似道哭称:“吾兵无一人用命”;夏贵的军队在逃跑途中,“沿江纵兵大掠”,比蒙古人的抢夺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庆元年以钓鱼城保卫战为胜利起点的蒙宋战争结束后,大将刘整也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愤而投降蒙古人。这些例子比比皆是,而夏贵终究没能成为例外,第二年就“以淮西地降元”。
从夏贵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两点教训。一是军人必须搞清楚为谁打仗的问题,只有懂得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军队,才能所向披靡;二是钱并非万能,军费开支再巨,也买不来军队的魂,一支失掉魂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主政者需着力塑造军魂。(赵炎 中国网专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