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叫做《纪念刘和珍君》,是为追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鲁迅先生对逝去的学生赞扬有加,在非人间,他们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正视淋漓鲜血的真的猛士。“三一八”惨案被《泰晤士报》称之为兽性的惊人惨案,在鲁迅看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受到了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正是段祺瑞执政府!就像鲁迅所说,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由于受到教科书的深入影响,人们普遍以为段祺瑞是沾满青年学生热血的刽子手,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残忍而暴虐的新军阀。事实上,如果以现代的官场文化审视段祺瑞,他很清廉,很朴实,也很检点,并未因为是军阀,就与民为敌,因为有权力,就欲壑难填,他既没有派头十足的官老爷味道,也没有不可冒犯的新军阀猖狂,甚至,“三一八”惨案那点学生鲜血的殷红,也不是段祺瑞权力江湖的应然本色。
段祺瑞六十寿辰之际,本不想张扬,尽管一再登报表示谢绝隆重祝寿,然而挡不住另有企图的各路人马蜂拥而至,以至于当日参加寿筵者竟达千人之多。段祺瑞见各派政治力量代表集聚一堂,恐难推辞,于是借口久病新愈,谢绝见客。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场景象。某些个稍有权力的官员,费尽心机酝酿场合与名义,巴不得人家前来,其实谁也心知肚明,所谓的祝寿,不过是一种权力膜拜的道场,一种权力寻租的掩饰。
段祺瑞为官清廉如水,不贪财,不恋色,更不用人唯亲。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绝无仅有。在北京时,他一直是租房居住,直到袁世凯变相赠送一套房子为止,不过,由于该房是袁世凯与人打牌抵押的产物,没有房契,袁世凯死后,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他怎么可以找得着?人家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见人家手持房契,二话没说就搬了出去。在当时的官场,段祺瑞绝对是另类人物,因为他大权在握,却从来不收礼,不受贿,即便有人费尽心思送来礼品,段祺瑞也要悉数退回,以至于自己不得不举债生活。民国时代,竟然会发生段祺瑞欠黎元洪七万元,因为无力偿还而被告上法庭的事情,便足以说明段祺瑞为政清廉的一贯作风。
民国时期,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个几房几太的并不算什么稀罕事。女子无地位,既可以拿来抵债,也可以用来抢夺。虽然段祺瑞也有几房姨太太,不过却从来不欺男霸女强取豪夺。据说,他的第四位姨太太,由于心有意中人,一进门就愁眉不展,段祺瑞了解内情后,便吩咐妻子像嫁女儿一样成全了她和意中人的婚事。这在当时传为佳话。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进行批判,毕竟,即便现在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的官老爷,有个几房几太甚至几十上百的也并非仅有。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屡见不鲜,中国历来有权力世袭的传统,不管各种信仰的官员,总要将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实惠荫及子孙,或许这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全部真谛。但段祺瑞是个例外。段祺瑞一生没有干过卖官鬻爵的事情,更不许夫人和姨太干预政事,尽管有人谄媚,劝说段祺瑞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职位,但段祺瑞严词拒绝,以至于自己的几个儿子全都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与声名显赫的段祺瑞形成鲜明的反差。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一生没有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被人称之为“六不总理”。段祺瑞拥有绝对权力,却能如此简朴行政,即便现在看来,仍然显得难能可贵,难怪梁启超这样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制造出“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尊重事实,没有封锁消息掩盖真相,闻讯之后随即赶到现场,没有隆重的迎接仪式,没有煽情的表达慰问,以极其传统的方式,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以示忏悔,并决定从此终身食素。临死之前,段祺瑞身体非常虚弱,虽然医生建议他吃点肉食以增强体质,但他还是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予以回答,直至生命终结也没有背弃终生食素以表忏悔的决定。
我们一直以为段祺瑞是杀死刘和珍君的刽子手,是“三一八”惨案的策划人。真实的历史好像有意考验大家的智力,就像一贯没有民主的事实偏要人说出关于民主的感受一样。“三一八”惨案,尽管段祺瑞负有相当责任,但还不至于是罪魁祸首,因为事发当日,段祺瑞外出活动并未在执政府内,也不知道其卫兵向学生开枪,更未下令向学生开枪。本该是很有政治前景的段祺瑞,因为一场“三一八”惨案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政治轨迹。鲁迅先生在纪念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题写的挽联是“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真不知道一生清名毁于“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会作何感想。(冯相军 专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