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也转化为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湘系势力在晚清权力结构中的异军突起,就是“地缘效应”在官场上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地方权力集团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也并不为过,这其中尤以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先后崛起为代表。它促使晚清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
湘军的非正常崛起
湘军属于晚清权力结构中的军事集团,它是由曾国藩一手打造起来的。可是随着湘系势力的不断扩张,最终形成了以曾国藩为主、多支共存、多头并立的“湘系势力”局面。也就是说,曾国藩只是其中势力较大的一支,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过综合的统帅权。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就病逝了,在他死之后,湘军却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离世而烟消云散。
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系势力在权力系统中实现了由军到政的华丽转身。在湘军的将帅或相关要员中,有些人出任总督巡抚,兼成为地方政要,他们施政自然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亲信班底。
在权力系统中,这种由军政势力结合而成的权力团体,往往是构成“地方势力”的基本要素。这种以地方武装构成的组织,其内部成员资格都很明确,组织活动也有相应的规范,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权力结构中的“正式群体”。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军政合一的“地方势力”,其成员资格、职责和活动相对来说,并没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性限制。湘系势力这种由地缘和血亲所结成的利益集团虽然也是群体组织,但是缺乏组织上的规范性,我们将其称之为“非正式群体”。
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系势力”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更不同于一般官场中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抱团取暖。湘系势力这个圈子的中上层人物没有一个是权力的弱者,这些人都是来自于当地的地主阶层,最起码也是士子出身。这些人不光在知识分子中间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手里还握有实打实的权力,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跻身于军政官僚阶层的社会名流。
该群体势力总体上是以湖南人为骨干,他们追求的是“地缘”利益。中国人有句古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句话虽然说的是血亲,但也是一种“地缘效应”。不光这些官场大员们讲究“地缘”,就连一般的士卒也以“湘人”自居,这种身份上的认同感往往会在权力结构中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曾国藩在创立湘军初期,选拔的就是湖南的地方人才。
随着与太平天国战争的不断深入,就算战线远离湖南省,每当湘军需要补充兵员,将领们考虑最多的还是回“自己的地盘”募兵。除了在湖南地界壮大起来的湘军,那些在外省主政的湖南籍高官,其所辖的军队也力争改建为以本省人为主体。
咸丰年间,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走的就是“地缘路线”。在湘军集团中,胡林翼绝对是个牛人。他既是湘军大佬,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所统领的湘军是最为纯粹的、规模也是最为庞大的一支。在他的湘军队伍里有五六万人都是湖南人,占去了三分之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