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在胡林翼的手上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在他担任湖北巡抚以前,湘军只不足两万人。而自从他在湖北开始编练部队以后,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湘军部队的总数就发展到了七万多人,远远超过了过去曾国藩所统帅的部队规模。地缘利益使然,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十分融洽,两个人不仅经常在一起协商军事部署,胡林翼还不断地为曾国藩的湘军提供饷银。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朝廷削夺兵权,困守于湖南老家。如果不是胡林翼极力向朝廷争取重新起用,也就不会有曾国藩后来的风云再起。
政缘效应、地缘效应与私天下
当然促使湘系势力抱团的原因不仅仅限于“地缘”这一个层面,其中还有一个“政缘效应”。
何为“政缘效应”?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湘系势力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其势力团体始终处于权力结构的中上层。居于这个层面的湘籍官员在政治观点、政治利益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犹如一面权力的铜墙铁壁,刀插不进,水泼不进。当然,在上下层之间也有一个利用被利用、欺骗被欺骗的关系。但是从总体上看,正是这种政缘与地缘的有机结合,才可能有湘系势力的形成。
清朝政权属于部族政治,部族政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政权掌握在某一部族的手里。不管是蒙古还是满洲,他们的权力阶层往往考虑的只是本部族的利益,他们的天下只能算是私天下。这种以部族利益为第一要务的政权,其本质往往是以私利为重,而非天下为公。
如此就造成了部族政治最大的软肋,那就是皇命很难与道、府、县等基层组织的权力管道相互融合,权力的支流很难最终汇入皇权的汪洋大海。对于部族政治的权力集团们而言,他们最担心的事就是地方势力的迅速崛起,一旦地方势力兴起就有可能会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
清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在规避这个权力风险,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突然爆发,在误打误撞之间就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从彼时彼刻起,一些地方势力逐步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得到了重用,地方大员也在形势逼人的历史时刻占据了显位。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势力就是其中的代表。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叛乱初起时,曾国藩只是一个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病逝的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势力席卷了大半个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留在湖南组建地方军事力量,也就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一支辅助性军事力量。
曾国藩组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和团练的新军,这支湘军的建制以地方背景为基础。清朝的旗兵和绿营都是直属中央政府,而湘军因为是由将领组织招募的,所以他们只负责对领军的将领效忠,对中央政权往往并不买账。也就是说,这支军事力量实际上只能算作地方上的“私家军队”,有别于皇家直属部队。
咸丰十年(1860)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这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也就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已经完全被太平军打散了,曾国藩和他的十三万湘军这时候就成为朝廷的救命稻草。6月8日,曾国藩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不到政权危急存亡之时,清朝的权力核心层是不会将这么一个重要战区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汉族大臣的。
湘军作为湘系势力崛起的重要支柱,它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定的时势条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早已经腐败不堪的清朝国家经制军已经不能有效地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发动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武装作为辅助性力量,布置各省兴办团练,并委派有相当资格的官员在籍或回籍操办此事。
刚巧在家乡丁母忧的曾国藩就被派充在湖南组建地方武装,他创造性地建立了有别于绿营的湘军。就是这样一支以乡人为主的地方武装,战斗力非常惊人。他们除了本土作战,更是席卷其他省份。随着湘军的不断壮大,清朝中央政府在对湘军加以利用的同时,不忘给以掣肘。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曾国藩手里只有带兵打仗的权力,并无实实在在的地方事权。与此同时,湘系势力的另一重要人物胡林翼,正出任湖北巡抚。这就使得湖北也成为湘系势力的重要根据地,这与曾国藩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给了曾国藩强有力的支持。
等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湘军攻克南京,原来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就成为湘军的收复地。曾国藩也因此被授予两江总督兼统数省军务,湘系势力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不但湘军的力量得到扩张和加强,很多湘军将领、要员等也都发了一场国难财,他们纷纷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在晚清的权力系统中,湖南籍的汉族官员在总督、巡抚显位要职上占据了很大份额。这样,就不能将湘系势力仅仅是作为单一的军事力量来看待。因为这时候的湘系势力已经实现了军政的有机统一,军政结合成为湘系势力具有完备形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