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沟通信息、表达情感的工具,它除了叙述家庭琐事外,也记载了时代的社会风云、历史事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书写的“红色家书”,除了在传递信息、寄寓亲情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外,又因不同的时代特色,展示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通过这些情真意切的家书,我们能够领悟到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联,感触几代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
一、革命岁月,铁骨柔情——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诞生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自1921年至1949年,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救亡图存曾经成为一批批革命志士仁人的崇高追求。作为共产党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追求人民民主和自由,要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可是为了信仰,许多人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时期所留下的红色家书,有的写于走向战场之前,有的写于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有的写于慷慨就义之际,有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多是历尽艰险才送达家人手中。尽管家书各式各样,但烽火年代,感同身受。
1926年7月,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北伐战争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1月6日,时任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导员的陆更夫从江西高安给远在四川叙永老家的五弟写了一封家书,透露出革命的艰辛、行程的飘忽不定和对家人的思念。“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父亲现在何处?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文中所引书信,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收藏的家书。陆更夫早年离家外出革命,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中共负责人、两广省委书记。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32年被捕牺牲,他也没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江西吉安县的东固,得到了短暂休整,保存了革命火种。1930年11月27日,红军战士朱锡绍从吉安富田圩给在赣南老家的祖母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我在廿二军一九二团一连当军需长,现在我身边金钱困难,所以没钱寄回来养你老人家。我而今告诉与你,恐怕今年我不能归家过年了,我要参加打南昌九江胜利,请你不要怀念与我。”身为军需长也没钱寄给祖母,说明东固根据地的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也表明红军革命的不易。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加剧,激起了中华儿女的英勇反抗,吉鸿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2月24日,在临刑前几个小时,他向敌人要了笔墨和信纸,给夫人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最后,吉鸿昌带着不能继续抗日的遗憾从容就义。
人们常说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而通过家书,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铁骨柔情。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有喜怒哀乐。但是,他们有一种坚定的革命信仰支撑着他们去奋斗,乃至于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庭,甚至牺牲生命。
韩雅兰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进步青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雨腥风,她决定离开家乡西安到上海读书。因为实在牵挂不到三岁的儿子,到上海后便给尚不懂事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因想到我走后你醒来,必要哭着喊妈妈了,一时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别你而他游了。当时很想喊醒你再把你紧紧的抱一抱,又恐你起来哭着要跟我,那你的母亲的心更要疼烂,所以只得含泪在你肥胖的桃红色的小脸上轻轻的亲个长吻……”
1942年5月20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字里行间,透露着左权将军对妻子的无限爱恋,凝结着对爱女的骨肉亲情。
革命战争年代的家书中还有一个常被表达的情感,就是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以后,不能在家里尽责尽孝了,仗一打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没有再见到家人就牺牲了,有的直到革命胜利后才与家人联系上。这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但最终还是小家让位于大家,小爱让位于大爱。
八路军115师343旅刘中新在1939年7月17日的信中写道:“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梦见了我的妈妈,妈妈以竟(已经)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现在是全国动员抗战的时候,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能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九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冯庭楷1946年6月18日致大哥的信中说:“我们几个从小由父母抚养长大,现在仍不能将父亲的担子分担一部分吗!?说到这里,不得不埋怨我辈一生的遭遇,被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层压迫下使我们翻不过身来,而只得毅然走上革命的行列里,为着自己及所有被压迫者奔波奋斗。当然,个人和家乡的小利益便无法顾及了。”道出了革命者心中的家国取舍。
在咸阳阻击战中牺牲的郭天栋烈士1949年3月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为祖国不能尽孝,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在革命队伍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此儿之罪也,望二大人原谅。”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进程中,许多普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们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把个人的亲情冷暖埋藏在心头,去追赶时代的大潮。从他们留下的红色家书中,我们读出了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