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宰门街的刻书铺
光绪三十一年,北京翰文斋济南分号在小布政司街开业,经理刘仁斋。民国二十四年歇业。 后宰门街,北靠大明湖,南邻抚署,西接文庙、贡院,东通县学、县署,始建于唐代的福慧禅林院、济南府最大的关帝庙和基督教堂都落户于此,使得这条街既是济南有名的商业街,又是充满了文化与宗教气息的文化街。这条街上的刻书铺有八家。
●资历“最老”的会文斋
会文斋是目前已知清代济南最早的刻书铺,嘉庆元年已存在,光绪末年还在刻书。刻有《妇婴至宝》、《太上敕演救劫消灾赐福解厄保运证真同参经》、《回生集》、《杨椒山先生垂范集》等,还为光绪年间在山东做官的浙江山阴人陈锦刻有《橘荫轩全集》六种。其所刻《新编急救奇方》有卖书广告与价格:“粉莲纸、洋布套,每部京钱壹千文。”这是刻书铺通行的经营做法。所刻《吕注金刚心经》则注有“板存山东趵突泉道院,有愿印送者,问后宰门会文斋可也。”知此书的版权在会文斋。
●名气最大的文友堂
文友堂比较有名,是因为它为当时的要人和公家刻了不少书。地址在济南府后宰门中间路北,至少在同治七年以前成立。
所说要人,指的是丁彦臣。丁彦臣为官山东十余年,官至山东盐运使,深受山东巡抚丁宝桢赏识。他在山东刻书八种,有四种委托文友堂刊刻。其《梅花草盦石刻勾本》、《汉石例》等金石类书采用双钩刻法。双钩刻是雕版印刷的一种技法。用线条勾描物像轮廓叫“勾勒”,因基本是用上下或左右两笔勾成的,故又称“双钩”。把双钩的图画(或字)刻在木板上,就叫“双钩刻”。这样刻成的木板印刷时只有字画的线条是墨色的,其余均为白色,故醒目且清晰。丁氏所刻金石皆用此法,文字虽细行密字,但版框、开本均大,刻印精良。看来文友堂的技术是值得信赖的。
文友堂还为尚志书院刻过两种书:《省心录》、《荒政辑要》。尚志书院是山东同治光绪时期重要的学术阵地,能把书委托文友堂来刻,可知文友堂刊刻的水平是不低的。
●济世救人的英华斋
“济世救人”,说的是英华斋专刻医书和善书。善书就是劝人向善的书。
英华斋于嘉庆二十年以前成立,地址在后宰门街东头路东。刻有《玉历钞传警世》、《大生要旨》、《笔花医镜》、《痘科救劫论》,质量较高。《痘科救劫论》有广告:“如遇小儿出痘,口不能闭,啼哭不止,速看口内,两旁有锁口疔,即用针穿翻于外,再以针用力乱挑之,总要根断为主,万不可惜小儿疼痛,致贻后悔,慎之慎之。”足见其济世救人之心。
●刻政府出版物的会友堂
光绪二十六年,会友堂为山东巡抚官署刻《山东曹州府教案条约》。《山东曹州教案条约》,即《胶澳租界条约》,是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由曹州巨野教案引发、德军强占胶州湾并胁迫清政府签订的。这是山东近代史上的大事。此书系据当时的条约文本而刻,后面附有《胶澳租界图》、《胶济铁路章程》。封面黄色,贴有题名签,显系政府出版物。
书的刊刻者当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来山东任巡抚,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离开山东,刻书时正好是袁世凯在巡抚任上。此书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袁世凯是山东大学的创办者,书成后藏于大学堂,是必然之事,而目前所见,唯山东大学有此书。
除了以上四个有特色的坊铺,后宰门街的刻书铺还有:成立于咸丰十年以前的文德堂,刻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直解》、《观音大士降笔法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解》、《昭明文选集评》;道光五年前成立的文华堂,刻有《痧症全书》;光绪十年以前成立的同文斋,将况桂森在广东刻的方钺撰《景椿山房诗文集》书版,存于铺中,以备续刊、补缺、刷印;位于后宰门西首路南的汉文斋,在光绪二十一年刻有刘士魁撰《俚言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