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