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进行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三
其实,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