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是个暴虐之君,但也知道有错自责。对于自己处理过的奏章,他规定必须由六科复查,发现不当,便改正过来,通政司的官员劝他说,这样会损害天子威信,明成祖却说:“改而当,何失也?”意思是把错误改成正确,又会失去什么呢?明成祖虽然暴虐,但建立过很大的历史功绩,寻其原因,能够有错自责,恐怕是其中之一。
正德皇帝是明朝的一个花皇帝,荒淫得很,但临死前也有自悔之词。他向守在病榻旁的司礼太监说;“我的病已无药可医了,请转告太后,还是国事重要,多和阁臣们商量吧。过去的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与你们这些太监无关。”这个荒淫了一辈子的皇帝,临死前总算承认了自己有过错。
清朝,除了乾隆皇帝下过罪己诏,还有好几个皇帝也下过罪己诏,或是以其它方式自责过。
顺治临终前,下过一个长篇的罪己诏,检讨自己亲政十年的过错,诏文从“朕罪之一”,一直检讨到“朕罪之十四”,严肃自责,情词恳切,被史家认为是一篇奇文。写作时,先是由翰林起草,每写完一部分,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于此可见顺治的自责心之切。
嘉庆皇帝是个平庸天子,扮演了清朝从极盛而转衰的皇帝角色。白莲教纵横数省,天下扰攘,为此他自责道:“官逼民反之语,信非谬也。”“予受玺临轩,适逢此患,实予不德所致。”嘉庆虽然平庸,但自责之语却还算有些见识。
咸丰皇帝失政失民,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事。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咸丰下罪己诏说,由于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祸乱,对此,自己“寝馈难安”,“再三引咎自责”。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统治酿成了大祸,但为时晚矣,已然是河溃鱼烂,自责又有什么用处?
上面所举的,只是手边见到的几个例子。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肯定不会只有这几个皇帝认过错,做过自我批评。我虽然没有能力把中国历史上好几百名皇帝是否做过自我批评都一一统计出来,但我相信,曾经认过错的皇帝,肯定不会只有上面这几个。
皇帝认错,当然不是常态,而且,认错的皇帝,有的可能是出于真心悔恨,有的则是为了敷衍群臣和百姓,收买人心,还有的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那些临死前才认错的皇帝,大概像是俗语所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前有了些良心发现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帝毕竟认错了,毕竟没有死不认账,死不认错。作为一个口含天宪、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尽管他们在罪己诏里或在口头上说的许多话,都应该指摘,应该批驳。
中国的君王,最早下罪己诏的,大概是大禹和商汤。《左传·庄公十一年》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意思是大禹和商汤有了错便做自我批评,所以使国家兴旺起来。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是讲敬天法祖,效法先王的,所以,禹汤罪己的举动,成了后世皇帝效法的一个榜样,而且居然还渐渐形成了一个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当然是软性的,稀松的,罪不罪己全要看时局的需要和外界的压力,更要看皇帝个人的“觉悟”和意愿。但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个传统多么软性和稀松,有它总比没它要好,因为它毕竟多少促进了一点皇帝的自我约束。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自古君王不认错”的话。这句曲词,虽然看似不尽全合史实,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客观真理性,更蕴含着批判专制独裁的意味,因而具有历史批判的力量。这是一条“资治通鉴式”的历史教训。俞先生的感叹,从表面看,与这句曲词似不相同,实则与之有着同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