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侠小说家萧逸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萧逸是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家，但与金庸去世刷爆朋友圈引发各界缅怀不同，萧逸去世后文化界与评论界反应寥寥。更为尴尬的是，作为一位创作了50多部武侠小说、作品发行量超过千万册的作家，在中国知网上甚至找不到一篇专门谈论其武侠小说的学术论文。同为武侠小说名家，萧逸的身后遭遇及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落差令人感慨。
萧逸自幼熟读《水浒传》《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作品，早在大学时便创作发表了处女座《铁雁霜翎》，香港电影公司将其搬上了银幕，从此一举成名。应该说，萧逸的起点之高、发展之顺，是超过了许多武侠小说作家的。在长期的创作中，他也尝试在历史时间和人物背景中展开构思，加强了对于作品环境的表现和对复杂人性的刻画，将侠义、人情融会在武艺描写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求。萧逸对自己武侠小说的艺术质地颇为自信，他曾这样憧憬：“我会以自己的努力，提升它到文学领域，让武侠小说作为教材，自己也不觉得脸红。”自从1963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将《铁雁霜翎》搬上银幕之后，萧逸的作品被香港、台湾、大陆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作品颇多。但热闹的表象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祖国大陆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似乎并未将萧逸看作一位可以与金庸齐头并论的武侠小说大家，不仅他的武侠作品出版次数有限，学术界的研究也是付之阙如，许多读者尤其是年青一代更是对其十分陌生。
对于武侠小说难以进入文学殿堂的问题，萧逸曾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人们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武侠小说只是神怪打斗的场面，缺乏文学价值；二是文学批评家缺乏对于武侠小说的阅读和理解；三是部分写作者粗制滥造，败坏了武侠小说的名声。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却无法解释金庸、梁羽生等武侠作家何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并且获得广泛认可的现象。我想形成这种剧烈对比的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作家写作过程中对于武侠小说文化内涵的重视与否、表现得是否到位。萧逸的武侠小说有时被称为“情侠小说”，这是因为作家在创作中努力追求情感与侠义的贯通，正如他所言：“武侠小说的要旨在于一个‘侠’字，侠是伟大的同情，有伟大的同情心，讲义气就是侠，不一定会武功的人才是侠。”
问题在于，萧逸的武侠小说都是围绕爱情和义气展开情节，情节固然吸引人，却缺乏一种更为深沉、内敛、启发人心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充满着传统文化要素，从琴棋书画到经史子集，从儒家精神到儒释道文化，处处彰显着传统中国的文化魅力。而萧逸的作品则过于聚焦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江湖恩仇，对于传统文化显示出知识储备的不足与写作上的生疏。萧逸的武侠小说情节紧凑，故事起伏，人物塑造也颇为精彩，但文化内涵的欠缺使得文化界和评论界都不太重视其作品的意义。一旦武侠小说稀释了传统文化内涵，而只注重表现爱情与侠义本身，就会让读者只留下文化消费者的阅读快感，却无法经由文化感召与认同而形成神圣的崇高感。
人们在概括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时，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文化的特性在于，它是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精神的内化，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层，只要一个民族没有灭亡，这种文化就一定会永远存在。对于武侠小说作家而言，理解传统文化、表现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是创作的应有之义，也是一条永不过时的写作箴言。
（作者：龙其林，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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