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学者的朱自清已经被谈论很多，其业绩已经载入文学史和学术史。但朱自清先生作为中文学科构建者和探索者的工作，似乎还有待总结、整理和研讨。在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谨借此机会，就此话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
笔者是1994年夏季来清华工作的，那时中文系在文南楼，全系教师聚会的会议室墙壁上，挂着国学院四大导师和中文系教授朱自清、闻一多的画像。六位先生的神情各异，如同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阅历与学术风格。朱自清先生画像给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目光，温润、严肃而略带忧伤。后来中文系的办公地点迁移到新斋，六位先生的画像也转到了新斋。在笔者的感觉里，朱自清先生一直以温润而严肃的目光，关注着清华中文后来的同人，关注着复建后的清华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1925年8月，朱先生应聘到清华任教授，正当清华学校开办大学部和研究院。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而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梁启超先生将之称为“清华第二期事业”，认为此期事业的开启，恰好发生于现代中国“学问界”应该也可能进入于“独立”的时期。梁先生所说的“学问独立”，指的是自立于世界学术的有创造性的“自立”，他说：“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而“所谓必要者，不仅从国家主义着想为一国之利害关系及名誉计”，还因为“乙国人所能发明者，未必为甲国人之所能；乙国人若怠弃其义务，便是全人类知识线一大损失。”在这样的意义上，梁先生强调：追求学问的独立发明，是清华人应该自觉肩负起来的“重要的使命”。
朱自清先生是“清华第二期事业”的参与者，而他在中文学科构建方面的作用凸显，则开始于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杨振声先生作为中国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主持工作之后。1948年朱自清先生去世不久，杨先生曾回忆他们当年共事的情景说：“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和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汇。”查1929年杨、朱两位先生商议拟定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可知这确实是贯穿到中文系课程设置的理念。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清华中文学科复建后提起的“古今贯通、中西融汇”的办学理想，其实是延续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先辈们规划的蓝图。而更值得提及的是，朱、杨两位先生在最初的蓝图上还明确规定了中文学科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毋庸讳言，所谓古今中外的融会贯通，所谓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学的创造，作为高悬的理念确实是很“高大上”的，但如何落实到一个系科的课程设置，能否体现在一个学术群体的具体研究活动中，却不是容易的事情。至于古今中外不同谱系、脉络上的知识和思想，怎样交叉组合，能否融洽汇通，则更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1932年11月，清华中文系教授会通过《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一般认为是对杨振声、朱自清方案的修正，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华中文系由此回归到了一般大学国文系的“通常”状态，“创造新文学的宗旨已不再提起”。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杨振声的感受似乎并不如此。在他写于1948年回忆朱自清先生的文章里说：“民国十九年秋季，我离开了清华，朱自清先生继任系主任。课程虽有损益，但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
20世纪30年代清华中文系办学理念的变与不变，也许需要更缜密的学术史考察，而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自1932年之后，朱自清先生仍然在不断地思索中文学科的建构问题，直到1947年，他还支撑着病体，整理闻一多先生的遗作《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并撰文支持闻一多先生这份关于组建包括中文外文在内的新型文学系的构想。杨振声曾慨叹闻、朱两先生提出的方案，因为他们的相继去世而成了无人推行的遗愿，其言痛切感人。当然，两位先生所提方案是否适合施行，本来也不无可商。比起他们所提的方案，也许他们立足本国文学的创造，着眼人类知识的发展，不断反思既有学科体系、边界和内涵的精神，更值得珍视。
在今天，高校学科建设明显倾斜到论文数量统计和名次排比的时候，回望朱自清先生等学术先辈的真诚努力，也许会促使我们认真想一想，什么才是学科建设的真问题。
（作者：王中忱，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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