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使命与担当_考古学-考古-发掘-历史-学科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间，以调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已任的中国考古学在几代考古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发现发掘并研究了从上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到一万多年以来的史前各种文明的发现，直至夏商周三代、秦汉隋唐时代的数以万计的遗址、墓葬、窖藏、城址、窑址、冶炼遗址、水利工程闸坝址等等各类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考古成就在不同的领域扩展了我们对历史过往的认知，引导思想认识的渐次深邃，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对中国古代文明探索的热潮，事实上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考古学派”，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由历史先民与今天的考古学家的聪明智慧共同创造的一个个令世人惊讶的“奇迹”。

　　四十一年前，我上大学学习的就是考古学，虽然我毕业以后的考古实践是极其的短暂，只有三年多时间，也挖了一些战国至唐宋时期的古墓，甚至还在全国性的学术期刊《考古》《文物》上发表过有关发掘报告，研究文章在别的杂志也发过不少，工作仅此而已，可是我对这一学科的动态与进展，却怀抱着很大的兴趣与热情。去年五月间还专门写了一篇《渐别考古》的随笔，在《七月风》杂志发表，记述有关经历和我的情怀。上大学的时候，我对考古学功能与作用的理解也是相当的浮浅，一是把它当作毕业以后好找工作的一种谋生手段(我父亲语)，二是把它当成进一步了解历史学科的别类工具，实物与遗存的直观感觉远比古文献上的繁顼考据要相对简单一些。在校学习时得到最大的收获，是关于考古学的地层学与古器物类型学的形而下的基础知识，以及考古学形而上的所谓的“三证”理论作用，即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证明文献记载的正确、修改历史记载的错误等等，是我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秉承和信守的理念。

　　学习考古学的经历，对我一生的行为规则与习惯的形成影响极大。比如说做事认真的习惯，做人崇尚讲真话、老实话的习惯，都源于考古的求真务实，有多少资料和证据就讨论到某一阶段，绝不敢信口开河，夸夸其谈。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运用的是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与文学、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唯实、唯真、唯证据的三唯观，使我在做人上也是“直道是身谋”(北宋包拯诗句)，直言不讳，简洁明了。学术上的求真务实把我训练成一个率真的人，敢于直面任何专家学者或官员，不苟且，不说违心的话；而做人上的这种直接简单没城府没心眼，也让我迭遭挫折、吃了不少苦头。这种勇气，与小时候的家庭成长环境有直接关系，也来源于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坚持。

　　我曾经很自豪地评价考古这个职业，以为学习考古的人都是“天然的爱国者”，如果没有热爱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情怀，早就改行去干别的能给自己带来更多荣誉和利益的事了，也是不可能用一生的时间、精力钻到一个冷冰冰了无生气的领域，孜孜不倦地去钻研琢磨，以求探明历史真相，与多少年前的遗迹遗物及古人对话，复原远古文明和历史时期人文成就的灿烂辉煌。我写过一篇《四十而立，从一而全》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自嘲这一生只干这一件事。考古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性，变化与不变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尽管学海无涯难以尽求，可是一旦入门钻了进去，用严谨审视的科学态度去端详分析你所面对的各种信息、资料，选择、比较、判断、辨别、鉴定真伪，剔除表相见本质，其中的乐趣完全可以由自己把握，丝毫也不用考虑像人的情绪与性格一样多变多面的因素。如果你具有知识面宽、逆向思维模式，又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敢于对前人的观点或使用的材料质疑解惑，你所取得的心得与成果，也就自然不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了。

　　考古发掘现场各种遗迹现象的处理和判断性质及功用，与一个发掘者的能力水平和日积月累的知识储备有极大的关系，比如阅读古文献能力、古文字的释读，宗教史、社会史、科技史、艺术史、碑刻学、钱币学等等，往往都是考古断代、判明性质的直接与辅助手段。现实的情况不容乐观，并不是所有的考古人都具有高尚情怀、知识构成和责任担当。有的人是出差干活，回家不查资料，连基本的专业书籍都不购买；有些人或仅仅把这项工作当成谋生的方式，对自己认为重要的就用点心挖，一般的就应付差事。然而考古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重要与否，必须挖完、研究通透以后方可结束。一开始的不经意，往往可能会带来懊悔不及的惨痛后果。所以认真细致的态度，反复比较验证的方法，多角度的分析思考，尽可能地搜集各方面的相关信息资料，最后再来予以归纳总结，是做好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功。在这里，最犯忌的是华而不实、粗心大意和偷懒取巧。记得有一年萧县金寨村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由于主持者的漫不经心，在挖到要出玉器的地层，误以为到了生土层，便停工不干了。结果导致群发性的盗墓狂潮，几百件史前玉器流落四处，构成刑事犯罪案件，也造成安徽省史前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考古发掘属于不可逆的一项神圣事业。如果说没有专业知识、专以盗掘取宝的群众挖掘是一种非法破坏行为，那专业的考古队在履行批准手续、获得发掘执照的科学发掘就是一种合法的“破坏”，对于已经埋藏和叠压几千年或几百年的文化层或古墓来说，都是不可逆的侵扰与损害，只不过两者的目的、手段、技术标准和性质有着明显的不同。可问题又来了，群众盗墓是犯罪，可以追究责任。各省市区考古队挖的材料如果不整理，有的压了几十年，甚至发掘者都过世了，有许多材料已经完全无法利用、整理和出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破坏，也是值得文物考古部门必须重视解决的一大顽疾。曾经有一位考古专家，他试掘了安庆夫子城遗址，出土了接近夏代的三足陶鬶等重要文物；接着又去挖了淮南市的唐代寿州窑遗址。结果人去事息，连个简报都未发表，损失自然是无可挽回了。这些不为业外人员所知晓的“秘密”，涉及到行业自律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建设，更是今后考古行业所应力求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既是行业道德底线，也是科学研究必须努力提高能力建设与水平的需要。

　　我国在几十年前的认识水平，对考古学的理论和作用的论述，可以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考古学”卷的撰写的表述为代表，主要表达一个是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类似实证学科的作用，是为历史学科服务的辅助学科，总而言之，还是属于传统认识的形下而之的“器”的范畴，还没有上升到哲学“道”的层面来思考。考古学不能是自身独立的一门科学？它的独特的研究对象、领域和博采众长的研究方法、科技手段以及无可替代的物证作用，比文献记载具有更直观形象、更丰富多样的内容。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一直存在的偏颇局限，重视帝王将相记录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最为忽视物质文化的发明创造的记载，谁造城、谁造屋、谁造车、谁掘井、谁开始种植、谁最先养殖、谁发明文字、百工之产生，文明之发展……，往往一笔而过，语焉不详。这就是文献记载的局限性，社会生产的复杂多样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曲折过程，远不是一纸文献所能包揽一切的。像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北宋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等，在史书中都属于比较罕见的详细记录。

　　当今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与历史学并驾齐驱的国家一级学科，其下也已经形成齐全众多的分支学科。十年前的2009年10月，安徽省文物部门举办了“建国六十周年安徽重要考古成果展”，我为这个展览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考古学，是一门解放人类思想的科学。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扩展了人类社会认识历史时代的视野，丰富补充了历史科学的内涵，促使人们的认识提高。”

　　这是我的思考。不妄自菲薄地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考古学功能与使命的最为空灵的闪光思想，把具象的考古学上升到哲学的概念上去思考，我坚信不疑。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的认识，一直在以不同的路径、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用行为和文字记录过往，物质文化遗产便是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造孑遗，弥足珍贵，释读这些物质背后蕴涵的文化差异与共性，寻找人文历史发展的基本规侓，为弥合和修补彼此间的不同，促进和平大同，是世界考古学的神圣的使命与担当，再有几十年时间不懈的努力，我们或可找到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相依共存于一个地球的良方，相信今后的考古学会为之做出更加精彩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