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一段讲话，深刻阐明了防范政治风险是党的政治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前半句较早出自诸如《逸周书·程典》“于安思危，于始思终”、《战国策·楚策四》“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吕氏春秋·慎大》“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东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等文，完整的用典源于清代魏源《默觚·学篇七》：“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强调处在平安的环境里应思虑到危难和风险，在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动乱；应防患于未然，把困难、坏事估计得充分一些，随时有应付意外风险的思想准备。
为何自古及今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其实，它反映了对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性认知。在社会的安与危、治与乱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从空间分布状况看，往往是安中有危、治中有乱；从时间发展历程说，安可转危、治可转乱；反之亦然。而人的视野却在很多情况下，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一时，难料长远。《道德经》通过“反者道之动”的哲理告诫我们：既有矛盾双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相互依存，亦有“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相互转化，在表层平静的水面底下常有激流之涌动，祸福相依又不时转化为各自的对立面。《孙子兵法》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谓在一定条件下“乱”可以由“治”产生，“怯”可以由“勇”产生，“弱”可以由“强”产生。
孔子著《春秋》论十二世之事，“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而“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故此“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中国历代史书都充满了这种忧患意识。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都希望长治久安却摆脱不了“周期律”，不断陷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宿命，在内忧外患中丧失政权呢？一个个统治集团在草莽创建之初，流血牺牲，万死不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打得了天下”并不等于“坐稳了江山”。不少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能够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注意励精图治，注重反贪反腐，以争取民心、巩固江山，而到了中期特别是后期，往往奢靡腐败之风滋长蔓延，直至病入膏肓。因此，“外患”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外部原因，而“内忧”则易被人忽视，却为导致失败的真正决定性因素。
转换的“契机”在哪里？困苦“大如山”之际，反而能激发彻底的大无畏意志，使一个人、一个政党峰回路转，起死回生，度过极其艰难的岁月，向上、向前发展，固属可贵；难的是，有些忧患的发生恰恰不是在最艰难和最艰苦的时期。汉武帝称雄后由盛转衰，“开元盛世”唐明皇、清乾隆的后期也开始走下坡路。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2000万党员时却自己打败了自己，失去了政权。这些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在大家普遍以为“强大、稳定、安全”的时候，在赞美声四起、掌声和鲜花包围之际，还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忧患的意识？明代《钱公良测语》一书中说“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淮南子·说山训》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易传》如何解决因处于刚强位置而带来的加速转化问题？其一，它提供一种制约性的思维方法，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此来避免片面的行为；其二，不断对自身进行修正，革故鼎新，尽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新之谓盛德”，日日增新不断更善叫作盛德美行。
“其亡也忽也”，一个“忽”字点明了一切。这里的“忽”，意为突如其来，强调的是客观情势；同时暗含着结果的出人意料，与人的主观失察紧密相关。历史上王朝盛极而衰的悲剧、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以史为鉴，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的现象。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才是决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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