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方立天文集》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资料图）

佛教自印度传入，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结合，到宋代深入民间，共用了一千多年。书中还提到，陈寅恪先生认为，佛教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传衍。方立天的研究显示，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精神产品、智慧结晶。中国佛教学者大都受过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熏陶、濡染，他们自发或自觉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汇通华梵，阐发佛教义理，提出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思想。

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方立天进一步揭示了理学大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周敦颐等人创立理学时，正值禅宗五代殷盛时期，周敦颐与慧南、常总等禅师往来密切，自称“穷禅之客”。程颢“出入释、老几十年”，程颐与灵源禅师过从甚密，赞叹禅家“不动心”，值得仿效。唯物主义者张载也曾“访诸释、老，累年穷究其说”。而陆王一派，和禅学的关系更为紧密。朱熹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处也。”

此外，佛教变成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同时，隋唐一些佛教领袖人物，如智顗、法藏、澄观和宗密等人，往往先对儒、道加以贬抑，然后包容、调和。而宋明时代的一些佛教大师，他们主动靠近儒学，甚至于抬高儒学，折中两者，特别赞扬儒家的中庸之道。宋代名僧契嵩宣扬，儒学是治世的，佛学是出世的，儒佛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在近代，杨文会、欧阳渐、谭嗣同、吴雁舟、宋恕、章太炎、梁启超、韩清净等人，对佛教的复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著名学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都深受佛学影响。

关于涅槃，方立天先生的研究显示，佛教所谓的解脱，就是脱却人世烦恼、悲伤、羁束、痛苦，进入自在——自在，就是自觉、自得、自由。涅槃是表示佛教解脱境界，除此以外表示解脱境界的概念还有佛、如来、法身、净土、佛土、真如、实相、自性、无位真人等。此类概念，内涵互有交叉，如如来与法身、真如与实相等等。从解脱论内在结构与逻辑发展看，佛教将涅槃作为熄灭烦恼、消除痛苦的理想境界。释迦牟尼去世后，为了说明其阐扬教理的恒久性，其门徒提出法身说，即佛身说。后来，大乘佛教提倡多佛，相应提出佛所在的理想空间——净土说。涅槃、佛、净土三个概念，在中国不同时期均有不同演变。

方立天先生的研究显示，部派佛教通常将涅槃视为灭除烦恼痛苦的状态和境界。《杂阿含经》18卷称：“涅槃者，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那时把涅槃分为有余（依）涅槃与无余（依）涅槃，《中阿含经》40卷称：“涅槃者，无所依往，但涅槃灭讫，涅槃为最。”这意味着，有余涅槃灭除了烦恼，又灭除了以后生死流转的因，但作为过去世业报造成的果报身肉体还残存着，活在世间，还有思维活动，这种涅槃不彻底。而无余涅槃境界中，不仅灭除烦恼、生死的因，也灭除了烦恼、生死的果，是灰身（焚骨扬灰）灭智（灭除思维），生死因果一起灭尽，一切归于寂灭，获得彻底解脱，这是最高境界。一般认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知识达到有余涅槃境界，直到他八十多岁逝世时，才真正进入无余涅槃境界。在我看来，佛教对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的区分，符合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

而大乘中观学派提出以实相为涅槃，而实相就是空性，也就是生死世间的真相。《中论·观涅槃品》称：“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这意味着，涅槃的实际与世间的实际，两者本来面目都是性空，无丝毫差别。

而《大般涅槃经》在般若空论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部派佛教的涅槃思想，提出“常、乐、我、净”四种属性的理想境界说。声闻和缘觉不是大涅槃，大涅槃只有佛、菩萨才能得。此外，大乘佛教的唯识学派认为，真如就是最高真理，其提醒清净，真如如实显现其本来相状，就是涅槃，在离障灭障的努力中，真如就能自然显现，从而达到涅槃。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涅槃的侧重点和内涵都法神更深刻变化。汉、魏、晋时代，中国佛教学者以黄老的“无为”观念比附和阐扬涅槃。在东晋，南方的慧远以神不灭观念阐释，北方的僧肇则用般若中观学说来贯通。南北朝时代转向涅槃学说与心性论结合，到了隋唐时期，又大力阐扬涅槃佛性——自性的学说。

方立天先生将涅槃归入人生论的一部分，此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还有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由此可见，佛教哲学精深博大。时至今日，涅槃的用法已经超出佛教范围，成为人们获得新生的形容词，如“凤凰涅槃”，“涅槃重生”等等。

在我看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文化融合的鲜明案例，也是佛学自身的涅槃重生。只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文化的融合才能有序和平缓地发生，并激发出全新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佛教融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时间十分漫长，人们需要足够的宽容和耐心。方立天先生的著作，全方位展示了这一过程，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激发的文化成果。从中，人们能学到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