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千万山东人的宿命
19世纪,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自此,闯关东浪潮开始。
清朝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焕告诉记者,清初,统治者处罚犯人时将其遣送边陲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到“极边寒苦”的东北。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
民国时期,闯关东洪流澎湃,山东移民进入东北的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刘晓焕表示,山东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像京杭运河两岸,人口众多,随着运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计出现困难”,而东北三省地广人稀,土质肥沃,对山东破产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工农商业比较发达,贸易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山东人也选择到东北打长工。”
“灾荒与战乱是促使山东人闯关东的直接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天灾频繁,兵连祸结,战争连年不已,兵匪、旱灾、蝗灾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当时灾民逃荒的主要途径就是闯关东。
王林告诉记者,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数量已不下几百万,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灾民由此取得各种信息,“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稍有力者则投奔东三省北满一带,因东三省北满皆山东人多故也’。”
“山东灾民到东北逃荒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陆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车到奉天。一条是由海路乘船到营口、大连上岸。”刘晓焕说,他们由烟台、威海卫、青岛等地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或者在沿海的黄县龙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对岸营口,“路程近,路费比较便宜。”“据相关资料,1927年至1929年,内地移入东北人口300余万人,山东人占全数80%。”王林告诉记者,民国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达1500万以上,“规模之大,极为罕见。”
陇海线:河南难民的死亡线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让1000多万河南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逃荒成为他们求生的选择。“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当时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
因为战争,洛阳成为陇海线暂时的始发站,也成了逃荒的始发地。
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但这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在这场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陇海线一步步前行,沿途树皮被吃光,饿殍载道。
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宝鸡、铜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了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许多逃荒难民在西安扎根,生存下来,还有许多难民将西安作为中转站,像蒲公英般四处散去。
从西安开往宝鸡的火车同样拥挤。据有关部门统计,1942年前后,从河南逃荒出去的难民有近百万人在宝鸡安家落户。这近百万河南难民,来到当时仅有数千人的宝鸡县城(今宝鸡市),在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难民棚。说河南话、喝胡辣汤、唱豫剧,直把宝鸡改造成了“小河南”。
灾荒连年,老百姓不免经常逃荒。1942年中原大饥荒时,为什么大多数灾民都向西逃荒呢?这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著名灾荒史学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东部已经沦陷为敌占区,西边是国统区,相对来说是后方,相对稳定,而且还有铁路,灾民以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饭吃,于是拼命地往西跑。
(邵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