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座”并非必需品,而是一种特殊享受;如今,“有座”成为常态,无座票票价饱受争议,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
无座火车票不是今时今日的产物,更不是中国的特有产物。那么,无座火车票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在国际上又是怎样的呢?
1 买票、检票、上车 三次杀出血路
民国时期,铁路客车车厢主要有三种: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是法定车厢,一般每趟车都会加挂。比如张作霖被炸死时所乘那趟车,就加挂了头等车8节、二等车3节、三等车5节。
头等车一般是政府要员、外国人、大商人、社会名流坐的。座位为软座,铺着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并且一般带有卧铺车。
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白领和小商人等。座位也是软座,设备较头等车略差。有单纯的座车,也有附带卧铺功能的座车。后者白天是座位,晚上长椅为下铺,靠背支起当上铺。
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全是硬座车,车座为木质硬座。
如果您能有幸穿越到民国,买张车票,您会发现,以上三种车厢,全都是“无座”的:车票票面上只有发到站、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位号。所有乘客都是上车找座位,没有对号入座的说法。
头等、二等车的车票很贵,且有身份限制,普通百姓不但坐不起,也坐不上。大多时候,这两种车厢比较空荡,上车不愁找不到位置。最痛苦的是三等车的乘客。
那时候,乘车顺序一般是这样的:买票、候车、检票、上车找座。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整个过程都是争先恐后,纷纷攘攘的场景。那时也没有预售票制度,火车票都是现买。大站开车前两小时开始售票,小站1小时。
买票要排大队。三种车厢的售票窗口是分开的,一般头等、二等售票窗口人不多,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大火车站周围,一年四季都活跃着替人买票赚钱的黄牛党。
检票上车的时候,还要懂“潜规则”。当您排着长队等待检票,快轮到您时,突然听到检票员大喊:“客满了,停止检票”。此时常出门的旅客并不慌张,只要上前递上车票时顺便递上一张钞票,检票员立即放行。无票乘客私下塞点钱给检票员,也能进站。
2 巴金、丰子恺抢座位的亲身经历
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当时有人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巴金在《平津道上》里就描述了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的情况。他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三等车厢里的拥挤,简直使人想象不到。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他提着大藤箱,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每看到一个空座,刚要坐,立即有人阻拦说“这里有人”。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
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抢个位子不容易。而丰子恺提起在火车上抢位置的事情,就一肚子气:
“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坐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
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坐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
逢到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攒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坐位上。找坐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