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和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了: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决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大清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地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朝廷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惊天动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100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面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升腾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地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探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则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属于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200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6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帝国著名的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摘自:《1901年》 作者:王树增 出版是:昆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