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