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