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当问及她与瓦德西将军的关系时,她只是含混地搪塞过去。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也不太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站另一边。她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断谁是义和团成员。他们认为凡是不肯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的人,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里面供的是关老爷,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靠她那“稀松得很”的德语,也不知是如何解释的。
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矛盾就是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并且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个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李鸿章、立山、荫昌、孙家鼐等。“赛二爷”的称呼,据说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而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就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的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她的说法,历史的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过,我们情愿相信她曾有过类似的善举。她也可能见过瓦德西,和德军做过生意,劝过联军不要随意杀戮,但绝没有她后来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不过,许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话给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于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