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7月28日将在韩国首尔大学举行,这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行。在这一被称为“哲学界奥运会”的大会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将就儒家哲学做英文的主题报告。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前天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到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已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但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断层,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中国不应肤浅地学习西方
东方早报: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路易·马勒曾经拍过一些美国移民的纪录片,其中他发现印度的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您觉得为什么印裔美国人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文化色彩?
杜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文化没有断根。中国文化确实断了。五四以后,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因为他没有断根,精神脊梁没有被打断,所以他有一种尊严,对文化的尊严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印度,比如说甘地的出现,他的泥土性是非常强的。尼赫鲁说过这种话,如果印度的文化和西方的文明有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会因为西方文化放弃印度文明。
不过从西方角度来讲,中国又很了不起——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五四以后,我们就是向西方,真诚地学习。开始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现在到了美国。我们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
中国的根,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你看现在——第一个有强烈的遗忘症,再来是主动去忘却,还有就是健忘。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东方早报:能解释一下健忘、遗忘、忘却么?
杜维明:这很简单,你看北大的历史,开始建的北大,即使五四时期的北大,和国民党时期的北大,建国初期的北大,“文革”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这中间当然地方在变,其实指导这个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基本的价值也在变。
你看美国的大学,甚至日本的大学,如果有几百年的历史,沉积性就会非常强。美国很年轻,但是这三百年的记忆却很厚。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好几千年了,但是短期记忆非常薄弱。我觉得向西方学习,最好是更深入的学习,而不是肤浅地学表面现象,这不光是理智上的了解,而且心知其意,真正学到核心价值。不是工具性,拿来就用,马上就希望得到效果。
其实中国的老传统是很丰富的,儒家的传统就不是简单的礼,而是牵涉到很多英美的习惯法,很多习惯法都在儒家里有很深刻的体现。
铸造文化认同是共业
东方早报:您曾经批判过大陆的文史哲方面知识分子精英太少?
杜维明:不是精英太少,而是精英的压力太大,很难起到作用。“文革”以后,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条件太苦,薪水低,有的一家六口人住个小房子,这些现在都得到改变。现在因为大家职业性很强,知识分子很难在特殊范围之外,关切更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知识界的压力太多,现在特别是量化指标太厉害,很难发起更大的作用。现在企业界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一些企业家成功后,不一定受到尊重。他们希望改变。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杜维明:现在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你的文化,出现了文化的杂交现象。最重要的杂交文化的例子就是年轻人,所以日本有新人类的出现。
全球化的特色是每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大,但每个人对自己根源的东西不愿意放弃。不是说我讲了英文,就不讲中文。可能英文的力量很大,我对中文感受却更深。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广泛运用,缘于根源性越来越强。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仅是文明的对话,而是现代和过去的对话。很可能有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策略。我觉得中国社会中现在出现的社会力,如果横向沟通频繁,这样会促进社会力——我觉得从1985年到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会有慢慢的改变。
东方早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中,从长期看会只有家庭和政府两级吗?
杜维明: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在中国传统中,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空隙被填满。相当长时间,政府的力量特别大。在美国,政府只是社会力的一种。因为多元的倾向,(中国)民间社会未出现,而中国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出现的条件越来越具备。
铸造文化认同,不可能从上到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