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
“人如其食,食物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是反映了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的亲身经历。”
《舌尖上的中国》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但陈晓卿并不认同外界对片子的“过度”阐释,“这就是一部介绍吃的片子,别拔太高了。”
在前后一年多的制作历程中,30多人的拍摄团队辗转70多个地点取景,足迹延伸到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多个地区。为了顺应食材生长制作的时节,他们的拍摄计划也得根据自然规律按部就班。
不过,每一集的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这表现了陈晓卿派纪录片一贯的坚持。
就像拍汶川大地震,他就坚持拍受灾群众,拍那些真正被灾害折磨的人的故事。而这在当时的语境下并非主流。
“人如其食,食物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是反映了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的亲身经历。”陈晓卿的思路还是没变。通过人,他说他想展示的其实是东方人的生活价值观,那些由食物给国人的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趣味等方面的文化特质。
传递出饮食以外的价值,陈晓卿目的很明确,以至于在每集的结尾,又自顾自地运用旁白去拔高主题,画蛇添足之嫌遭人诟病。
“看这个片子流口水,是第一个层面的观众;而第二个层面是普通人的情感,是导演要表达的价值观。”除此之外,执行总导演任长箴以为还有一个更深的灵魂层面。
她认同《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说的:“你把它视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以及漠视,也是准确的。伟大的农耕文明,才创造出中国人的味觉享受,并可上溯到家国情怀。”
“总说鲍鱼燕窝,就没意思了。”任长箴要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些甚至普通到远离了现代。
而陈晓卿的美食经验具有更切实际的指导意义,他一向认为“美食不是技术,绝对来自民间”,就像自己在北京吃过的一些路边摊。这并非玩世不恭,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带着感情和敬畏在拍。
有个编导特别喜欢香格里拉,于是就去拍了卓玛母女俩采摘松茸的情景,采完后,她们埋好菌坑让松茸继续繁殖……
陈晓卿的团队刻意捕捉这样的细节,他说:“食材无上下之分,(《舌尖上的中国》要)讴歌劳动者,敬畏自然,感恩生活。”
这部纪录片在传达着一种对待食物的原始态度。
查干湖捕鱼时,人们进行了古老的祭祀,祈求神灵的赐予,村里最负盛名的鱼把头70多岁了,他亲自督战,而渔网的网眼都在6寸以上,保证小鱼可以轻松漏网,继续生长。
湖北淡水湖里的挖藕人则等着一年一度的水涨水落,用辛勤的劳动来获取大自然的馈赠。在诺邓,村民用传承几百年的古法熬制井盐,火腿要腌制三年之久才能面世。在香港,和兴腊味家为保证品质,腊肠全部用手工制作,仅仅是肠衣就要存放一年以上才能使用。
对自然法则的遵守正在被工业化倒逼到了社会边缘。近海的渔业资源被捕捞殆尽,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只剩下了最后五位会传统高跷捕鱼的人。
“好像越高度工业化,食物就越粗陋,越是农业比重高的地方,食物就种类繁多。”朱磊腻味了快餐,觉得自己是被拖入到了工业化社会里,他怀念妈妈以前用手推磨磨出来的醇香豆浆,但即便在偏远的农村,手推磨也早已被豆腐机、豆浆机替代,那种儿时的味觉只能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