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经济学——“大河有水小河满”
强国经济学。“强国”是强国经济学中的最大幸福函数。国家强盛是幸福的主要来源,民族主义兴起,要求国家强大的呼声强烈,人们为了国家强大愿意作出牺牲。比如说中华民族近代史就是无数人的牺牲奋斗史,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因为中国人的幸福与中国能否强大的关系太大了,如果做了亡国奴,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所以把强国作为主要追求目的。
强国经济学的直接目标是国家财政收入,途径是国家介入经济生活。强国经济学也是富国经济学,曾以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形式,流行于17—18世纪的西方,19世纪以后并没有消失,强国经济学以新的形式仍在发挥作用。
重商主义国家以外贸盈余为目标,实行贸易保护。以外贸为龙头,重组国民经济,大兴基本工程建设,实行殖民主义,建立帝国统治,实行炮舰政策,以及人口增长和鼓励技术人口输入政策。西方国家在17、18世纪比较成功的崛起,就是因为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以强国为第一目标,对经济实行全面管制和干预。
强国经济学的背景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意识,国家价值判断上升到主要地位;二是个人利益取决于国家强大,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强盛了,你个人就可以走向富裕。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一直存在,现在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加强势头。一般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西方是作为近现代反危机手段出现的,但也作为国家强盛的路径,所以民族主义在金融危机后也有重新抬头之势。
民富经济学——从“任它去做”到“有条件”的经济自由
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经济学主要是在17、18世纪,在其他时候是时隐时现。强国经济学后来转向民富经济学,追求富裕,物质成为幸福的主要变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一个人是贫是富,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
杰里米·边沁在《民法典原理》中说,每一份财富对应一份相应的幸福,两个人拥有不相等的财产时,拥有最大财产的人会有最大的幸福。我们知道西方到现在为止,把财富对于人民幸福的关联度和重要性仍然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这几百年来的经济学主流都是民富经济学,通过物质财富增长,提高人民的幸福,为人民谋求幸福。
民富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民富。如何实现国富,历史上早有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重商主义政策。比如说美国,是先民富后国富,而历史上大多数的强大国家都是先国富后民富,西方人说中国的政策好像是重商主义的政策,没有完全说错,是有这个特征的。
那么,如何实现民富呢?整体上来讲,经济自由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国强是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民富是经济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一对矛盾的东西,经济学家们开出的处方大体都是“经济自由”,主要的差别是自由度大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经济自由”的问题。
第一个时期是绝对的相信经济自由能解决财富问题。比如说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自由的崇拜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宣扬“任它做去,任它走去”,一个叫做布阿吉尔贝尔的人甚至认为经济自由能使人们一夜间致富,他说只要使道路上往来自由和捐税公平,那么,在24小时内人民就可以富裕起来。
现代经济学家则强调完善法治下的经济自由和适当经济作用下的经济自由。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经济自由试验和政治自由试验,但没有很大起色,反而使非洲国家陷入动乱。因为在实现自由之前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西方在经济自由之前的法律极为严格。我讲一个法律对于流浪汉和小偷的震慑故事。流浪汉发现如不找事做,会遭打,因为大家都在劳动,你不能游手好闲。如果他还想偷窃,更是不允许,否则会坐牢。这个社会只有一条路,你只有劳动、创业才能致富,其他没有路径。西方之所以敢这么让经济自由,是因为法制环境和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所以说,经济自由是要有条件的。
随着社会发展,民富经济学学说作了很多完善,第一强调法制环境,自由竞争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说垄断,它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人的本性都想垄断,不想竞争得你死我活,自由会产生豪强,这些豪强就会使得经济生活变坏,所以要有法制。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少豪强,小地方有小豪强,大地方有大豪强,法制环境尚不完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西方国家一开始发展私有制,后来又开始增加国有制。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你要知道你到底有哪些权利,才能达成合同、做交易。经济生活发达的标志就是交易,交易越多越发达,交易越少越不发达。交易的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我不知道与谁达成交易,或是达成交易的成本很大。所以强调明确产权。
民福经济学——GDP不是幸福的唯一路径
最后谈一下民福经济学。在民福经济学当中,所有关系到人民幸福的因素都被作为幸福的变量加以考虑。自边际主义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幸福与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整体关系。民福里的这个“福”字也有人理解为福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价、价值取向和判断是有变化的,一方面在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提出一些新的需要和追求。我们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原来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开始有所改变。为了谋求更广泛的幸福,还得在资源配置上有所改变。
有一个叫庇古的教授写了一本书叫《福利经济学》,认为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某些改变,可以增加人民的总福利。同一个时期的意大利人帕累托为这样的改革提出了一个原则,改革应该不要使有人利益受损,而且至少要能够让一部分人利益增加。分配的比例结构,向穷人稍微倾斜一下,整个社会的福利和幸福感会增加,但这里面会涉及到劫富济贫的问题,使一些人利益受损,一些人利益增加,帕累托认为这个不可取。但如果稍微调节一下,在收入再分配时采取慈善捐献,富人捐献了财产,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则会感到很幸福。在学者的研究当中,这些说法受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制约,但我们认为在理论上是最好的。
改变福利分配制度,可以增强人民的总幸福,这是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在70—80年代,美国一个年轻学者布坎南与人合作出了一本书《一致的选择》,说如果国家能够保证以最小的成本出台最好的政策,就能增进人们的福利,他们研究资源在公共方面和私人生产方面最优配置问题,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如何通过政治改进促进人民福利的大讨论。
美籍乌克兰人库兹涅茨在研究国家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时提出,人们享受闲暇时间,也应计入国民收入。因为人民在休闲当中享受到了幸福,工作只不过是赚钱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满足需要,而休闲则是直接享受幸福。所以,一国国民享有较多的休闲时间,关系人们的幸福。
还有一个叫阿玛蒂亚·森的印裔美籍人说,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有利于增加人们的福利。比如政治自由的增加,歧视现象的减少等,将大大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社会环境如果日益诚信、清廉、法治、自由和平等,人们会像增加物质财富一样增加幸福。
这是我们讲的幸福经济学的问题,所以路径并不能古板地看成一条,除了GDP还是GDP。我说,并不是的,GDP思路是一种狭窄的思想。为了人们的幸福,要改善实现幸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