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玺又名曹尔玉,字完璧,是曹振彦之长子,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是沈阳人,清代《皇朝通志》卷七十四《氏族略·满洲旗分内尼堪姓》记:“曹氏:曹玺,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任(内)工部尚书。”
红学家一般推定曹玺生于天命四年(1619)。那时,他的爷爷曹锡远还在“沈阳中卫指 挥”任上。他出生的第三年,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大军攻占沈阳,年仅两岁的曹玺,与祖父曹锡远、父亲曹振彦一起被俘,在襁褓中就沦落为后金国四贝勒皇太极府上的“包衣阿哈(家庭奴隶)”。可以说他的幼年是极为不幸的。
曹玺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病逝于江宁(今南京)织造任上,享年约65岁。他对曹家再次发达的贡献不亚于他的父亲曹振彦。他生在沈阳,幼年随父祖迁居辽阳,少年和青年时期(1625-1644)又生活在沈阳。有关他生平的史料为数不少,但记载他青少年时期的史料却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就在曹玺去世的康熙二十三年,于化龙纂修成《江宁府志》(稿本),其《宦迹》部分有《曹玺传》,内载曹玺青少年时史事:“曹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
康熙六十年,唐开陶等人纂修成江宁府《上元县志》(刊本),卷十六《人物传》亦有《曹玺传》,内载曹玺青少年时史事:“(曹)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
两篇《曹玺传》记其青少年事,话虽不多,内涵丰富,告诉我们的历史信息不少。两篇《曹玺传》的相关记载可以合解:
——“承其家学”。天命十年,七岁的曹玺随父祖从辽阳迁回沈阳。他到了开始读书学习的年龄。“家学”可以做两解:(1)家塾就学。因为五年前的明清(后金)沈阳之战破坏了沈阳官学的设施。明朝沈阳中卫有“中卫学”,《辽东志》卷二《建置·学校》“沈阳中卫学”条记载:“前代无考。正统二年,都御使李濬开设,在卫治东。后都指挥田进、刘璘,重加修焉。”可是沈阳中卫治所东面的这所中卫学校,疮痍满目,已无法教学。后金军功集团还在忙于战争,还没考虑兴办学校,曹玺只能在家塾就学。(2)家人授学。这时,极难找到教学先生。天命年间,努尔哈赤执行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辽东汉人反抗后金贵族的统治,都是读书人捣的鬼,所以曾经在占领区调查读书人的情况,一次就杀掉数百读书人。曹玺的读书,只好由家人讲授。祖父曹锡远、父亲曹振彦都应该在“沈阳中卫学”读过书,有条件有能力为曹玺授课。所以,曹玺的学问是承传的“家学”。
——“少好学”。尽管家遭厄运,身处逆境,但是少年曹玺对读书长才有清醒的认知,家庭重学爱书的传统也没有因为遭难而失传,主客观因素使曹玺形成了十分好学的优良习惯。
——“读书洞彻古今”。“洞彻”,通达事理之谓也。“古今”,显然是说曹玺经纶满腹博古通今,不仅有学,而且有识,不是书呆子。这说的已不是少年曹玺的状况,他已是较有学养较为成熟的青年学子。他已告别私塾,走进八旗官学。经过几年的“官学”造就,曹玺果然成为洞彻古今的饱学之士。
——“沉深有大志”。这说的是青年学子曹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沉深可以两解:一方面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轻易表现自己——这是自幼身为包衣阿哈,受奴役、受歧视、受欺侮形成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举止沉稳,言必有信,行必有果,进退有据,老练成熟。有大志,史官笔下用“大志”这个词,无非是表达曹玺有成就学问之志,有忠君报国之志。但此处曹玺之志,恐怕更多的是建功立业重振家业。此时,他已是“牛录章京”宅上的青年,父祖与厄运的不屈抗争,奋勉前行,为他树立了楷模。
——“射必贯札”。曹玺学兼文武。贯札,是说不仅射技好,而且射力强,每箭都能贯通箭靶。曹玺射技好,军事才能出众。稿本《曹玺传》记:“曹玺……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人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刊本《曹玺传》载:“曹玺……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这里记了曹玺军事活动的两件事。“侍卫”,是皇帝亲臣、近臣。山右,即山西。清顺治六年(1649),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叛乱,曹振彦、曹玺父子随睿亲王多尔衮出征,戡叛有功,曹振彦留在山西任平阳府知府,曹玺凯旋北京后,世祖章皇帝因功将其“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内廷侍卫就是御前侍卫。二等侍卫正四品,官级相当于牛录章京(佐领)。佐领和侍卫,是清前期曹家人常任的两个职务。曹玺长子曹寅也任过侍卫,时间多达十几年。
——“负经济才”。这里“经济”一词,即“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之意。此句意思是曹玺负有治政理民的政治才干。这亦为曹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清康熙二年(1663),他出任江宁织造,“织局繁居,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刊本《曹玺传》)曹玺不仅管理丝织业,为皇室提供包括丝织品在内的各种消费品,而且访察江南的吏治民情,提供皇帝借鉴。康熙十六年、十七年,玄烨两次接见曹玺,因其陈述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并赐御书“敬慎”匾额。曹玺去世后,名字列入“名宦祠”,成为官员为官做宰的楷模。
——“兼艺能”。曹玺不仅军事上立功“建绩”,政治上“负经济才”,而且文化上“兼艺能”,富文采,广结交。他在江宁任织造二十余年,一些明代遗士和清初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曾与曹玺有过交往。曹玺逝后,长子曹寅以《楝亭图》征集题咏纪念亡父。江南名士方苞之父方仲舒《题楝亭二首》谓:“十年晤对儒生似,一树摩挲宾客同。”绍兴吴文源跋诗则云“蔼然称为儒者宗”。认曹玺为“儒者宗”,显然是从学养文化方面进行评价的。纳兰性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讲曹玺曾亲自教授其子曹寅和曹宣的学业。“温经课业,靡问寒暑。”因此曹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曹玺在艺术上亦有学养。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曹玺进物单》,他一次就“恭进”名贵书画十三件,还有为数不少的古董和工艺品。没艺术鉴赏力是办不了这件“钦差”的。曹玺对儒学、经学、文学、艺术都用过功夫,达到一定程度。他承继“家学”,这个“家学”传统又下启曹寅和曹雪芹,使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有精湛的素养,能够创作出《楝亭集》、《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
有一种史学观点主张按“角色理论”来分析历史人物。曹玺在沈阳的二十年,其历史角色是娃娃“包衣”、家塾少年生、官学青年生、(很可能是)旗鼓牛录的兵丁或小官……侍卫(已离开沈阳)。沈阳家族的厄运和苦难锻造了他,沈阳的家教和官学滋润了他,他的学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的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沈阳二十年,主要是他的成长史。
作者:董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