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花园。到达那里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段桥完全被炸毁了。联系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火力现在集中在总统府,我们不能还击,因为它四周是私人住宅:我们把鲍上校带到一间卧室,粗粗地包扎了他的伤口。
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感到很伤心,可是他却不停地安慰我,说:“胜利总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
从早晨8时到下午4时,我们简直像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
下午4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遣一名军官同我们讲和并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的第一个要求是保证我的安全,那名军官拒绝作出保证、说他们没有权力指挥另一个人的军队;即使敌人的指挥官对这些士兵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到这时已完全疯狂起来了。我们的铁大门立即被毁坏了,我们面对叛兵们嗜血的刺刀和左轮手枪。他们猛冲,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这几个人,而是要抢走我们手上那些包裹。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股散兵游勇之中,各自夺路而逃。一股是逃跑的士兵,一股是抢劫的敌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
一队敌兵从眼前迅速掠过,企图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察署。我们从暴徒人群中择路而行,终于来到一条小巷,这时才算躲开了那些抢劫者。我已精疲力竭,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做,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尸体遍地,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胸膛开了花,胳膊被砍掉,腿打断了。我们曾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屋顶底下。就近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死去,眼睛还睁着。想必他们是被流弹打死的。
我们的路再一次被一伙从小巷跑出来的暴徒切断了。我们一行人互相悄悄传话说,我们应当直挺挺地躺在街上装死。这样我们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卫兵劝我不要看那些尸体,怕我要昏倒。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农舍。主人要赶我们出来,怕受连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晕倒了,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替我扇扇子。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响了,一个卫兵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屋内的一个卫兵冲过去关上了门。他告诉我,外边的那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
枪声平静下来时,我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所农舍。我提着一个篮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带着。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中,那天上午这里已被搜查过。继续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炮声通宵未停。最后听到炮舰开炮的声音,我们才大为宽慰。孙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一身农妇装束,和另外一些人一起来到沙面,那里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翻沙工人,为我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我们乘这艘小艇来到岭南的另一所房子里,珠江上壅塞着挤满姑娘和物品的小船,她们是被送往安全的地方。
据说,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女很不幸,被投进了监狱。当天下午我离开广州,我晚上留宿的那所房子又一次被搜查。
那天晚上,我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搏斗终于在军舰上见到了孙先生。我们不久就化装前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