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权谋经商
白圭,战国时洛阳人,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致富生财的鼻祖。白圭之所以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不仅在于他是个成功的投机商人,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提出了极具政治内含的经营思想,或曰“治生之术”,因此,也有人誉之为商业经营思想家。
与白圭几乎处于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政治家李克(悝)。李克的核心思想是“农伤则国贫”,因此要“务尽地力”。简单地说,“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政治家李克的“以农立国”,与商人白圭的“经商致富”,代表了两个发展方向。因此,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
“政治家”不仅凭借手中的权力“以鸟瞰的态度裁夺”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势,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由此形成的权力崇拜、权谋崇拜更是直接地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就连白圭的“治生之术”也染上了强烈的权谋色彩,这大概也算中国特色。审视白圭的经商理念,其重点并不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商品贸易的一般规律,而是“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类权谋诡术。
白圭是“天下治生祖”,从他那时候开始,中国商人就适应了威权政体下的生存环境,并效法政治权谋,兵家诡道,发现了不择手段,不讲规则,只求致富的发财“绝窍”。他们精于算计,长袖善舞,却轻视道德,无视信誉。直到民国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的政体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也没有得到及时更新,而中国商家的经营方式也始终没有完成向现代企业转型。尚权谋,必然失诚信;爱投机,必然坏规矩。由于这种历史原因,中国商人便有了先天性的品格缺欠,即使到了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时常受到“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这样的负面评价。针对他们的有些指责显然失之偏颇,在一个威权政体的社会里,中国商人实在很难承担起与西方现代企业家相同的社会责任,也很难保持其个人道德的纯洁性。
白圭的思想揭示了中国经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也反映了中国商人始终面临的生存与道德的双重困境。
吕不韦以商进仕
如果说范蠡是退隐从商,白圭是权谋经商,吕不韦则与他们都不一样,他的特点是商人参政。他极具政治野心地选择了一条与范蠡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
吕不韦,阳翟(一说濮阳)的大商人,贩贱卖贵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是他的特长。在他眼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谋利的商品,其中也包括“人”。一次,他去赵国的都城邯郸贩货,偶然见到了秦国的人质异人(即子楚)。这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回家之后,便和父亲有了这样一段大胆得令人吃惊的对话:
(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何?”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先秦,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尚未确立以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无论是王公贵胄、文武之士,还是布衣商贾、山野村夫各展才智,都不乏奇思妙想。“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吕不韦把一个商人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他第一次见到子楚这个活生生的人,就说了一句赤裸裸的商业术语:“此奇货可居。”
其实,在秦国太子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子楚应该算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母亲夏姬不受宠爱,他本人被外放到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又不断对赵国兴兵攻伐,更让他身处窘境。这种窘境不仅是政治外交上,还有经济上的。司马迁说他当时的境况是:“车乘进用,不饶,居困处,不得意。”
正是由于子楚“不得意”,吕不韦才有了做成这笔“大买卖”的机会。机不可失,他主动去游说子楚了。吕不韦不仅有想像力,还有几分幽默感,他和子楚的这场交易,在看似玩笑之间开始了。
身为布衣的吕不韦对子楚说:我能让你光大门庭。
子楚一听就笑了,讥讽道: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
就这样,吕不布与“奇货”子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开始了“立国家之主”的商业投资。这项投资计划的启动经费是“千金”,交给子楚五百金,让他改善生活环境,结交天下宾客;他自己拿着五百金,买了些奇珍异玩,直接奔秦国去讨好华阳夫人了。
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正夫人,深受宠幸,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利用她没有儿子这个心病,乘虚而入,通过她说动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从此,子楚从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而吕不韦“立国家之主”的庞大商业计划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有两个女人在这场交易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华阳夫人,另一个就是吕不韦的宠妾,后来成为太后的赵姬。
子楚这人平庸而好色,一见到赵姬就被迷住了,涎着脸求吕不韦割爱相让。最初,吕不韦非常愤怒,可转念一想,为了这个“奇货”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进去了,绝不能功亏一篑。结果他出于商人的本性,连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作为本钱押上了。赵姬隐匿已经怀孕的事实,成了子楚的女人。赵姬生下儿子,取名政。子楚因此立她为夫人。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太子安国君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一年后,秦王死,子楚继位,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经过长线投资,这笔“立国家之主”的买卖果然获得了暴利。
子楚(庄襄王)在位三年,年幼的太子政(秦始皇)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即有万人之多。
“立国家之主”虽能赢利无数,却也是个十分危险的买卖。随着秦王政渐渐长大成人,这种危险性也在不断加强。始皇九年,太后(赵姬)与嫪毒私通事发,吕不韦受到牵连,险被诛杀。从此,吕不韦的运势开始急转直下,先是被免去相国职位,后来又要逼他全家离开食邑河南迁往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最终在惶惶不安中饮鸩自杀。
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或许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吕不韦是失败的,甚至不得善终。无论作为商人还是政治家,他都是一个极端缺乏道德感的人,所以司马迁说他是孔子所定义的那类“闻”者,是色仁行违,大奸似忠的佞人。
吕不韦和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并不真正关心道德操守,也不可能完成个人道德提升。但是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政治上,主张君道虚,臣道实。他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在君权专制的社会,“虚君”是士农工商的共同愿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最优秀分子追求的共同目标。俗话说官不扰民,民自富。君权与官权,一直是中国人的压迫者。
在经济上,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以致在当时秦国的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
在文化上,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了《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虽然有点像目前政府花钱搞的文化工程,却不失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反映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史料,都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
范蠡弃仕从商,吕不韦以商进仕,走出了两条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虽然出发点不同,思想境界有别,但他们都尝试着以和平的方式与权力“分庭抗礼”,结果,他们都失败了。
在吕不韦以商业操作“立国家之主”几十年之后,改朝换代的手段被楚霸王的“取而代之”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全面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暴力、血腥、屠戮的野蛮轮回!
“在多如繁星的著名历史人物当中,从来不缺乏越王勾践这样的‘明君’,也不缺少大夫文种这样的能臣。然而,如范蠡这般对君主的残暴本质有着穿透性认识,因此能够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核心,同时,又对人生有着积极的追求,因此退隐而不避世,转战商场,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复合型人才却是十分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