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隐士……
假如有人说海德格尔是一个贫乏时代的思想家的判断正确无误,说鲁迅是一个黑暗和肮脏年头激昂的隐士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错。一如我们所知,隐士大多是些虚无主义者,是些失败者,也是一群时代生活的拒不合作者。这正如一位当代诗人咏颂过的:“并无必要囤积,并无必要 / 丰收。那些被风吹落的果子, / 那些阳光燃红的鱼群,撞在额头的 / 众鸟,足够我们一生。”(欧阳江河《拒绝》)因为在隐士看来,丰收、囤积最终都是虚妄和零;鱼群和众鸟按照美学家立普斯(Lippus)的看法,恰好可以让我们进行远距离的审美人生关照。这无疑就是王维说自己的话了:反正已经死定了,不如就坐在绝路边缘观看浮云的起落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甫也这样说起过李白:虽然皇帝老儿在恭请我上船,但爷爷我却是一个沉迷于杯中乾坤的神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鲁迅则更加幽默和风趣地描写了自己的隐士形象:“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他压低帽檐,匆匆穿过抹了口红的十里洋场和旨在退出时代的大小路径(当然,它们难道不也正是通向时代的路径么?),隐居在斗室里,却无非是想把那些花环无根、亮色失去依据之后仅存的黑色光线承纳和记录下来(这当然得麻烦他发明的具有呕吐功能的特殊记录法了),因为隐士也必须要有事可做才能维系生命。和饮露餐菊的古代隐士大异其趣,鲁迅只是一个吞吃污秽气味和黑色光线的现代隐士——他没有古代隐士的好运道,也没有他们的闲情逸致。
鲁迅曾经以非常准确的笔调和非常诚实的态度,描写了自己的内心是如何渐渐与黑暗融为一体,自己又是如何充满快感地猛烈呼吸黑暗的气味(参阅《野草8226;影的告别》)。我们早就从各个方向听说了,时代始终是个大于个我的庞然大物,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抵御它。时代的黑暗因此也势必会浇灌每一个人的心灵。如同尼采说比才(Georges Bizet)悲剧性的拉丁精神与北方寒冷多雾的气候密切相关(尼采《瓦格纳事件》),鲁迅内心的黑暗和时代的黑暗症候也肯定有着十分明显的上下文关系。和我们这些凡人一样,鲁迅也逃不掉这一宿命。所以,他怎么会像陶渊明那样饮露餐菊呢?
但个人和时代还存在着另一重关系:对于某一个非常有力或者非常特别、特殊的人,他能够站在时代之山的悬崖边,像一棵倚在绝壁上的树,只有根系还在山体上,整个身子却早已临空做展翅状,从而成为时代的突出部分。这其实就是鲁迅和他的身处的黑暗时代之间的重要关联之一:他就是时代的突出部分。很显然,这也是对他作为一个黑暗隐士的形象性解释了。必须注意的是,黑暗隐士的生活就是一种次生生活,是鲁迅为自己专门发明的生活方式:他既不全生活在时代之山,也不全投身于时代之山的悬崖外边——那里是无穷的虚空、无穷的危险的集散地。鲁迅自己把自己逼入了这种危险的生活形式。他自己流放了自己。
鲁迅借一个虚无的影象之口对公众、也对自己说:“你还想要我的赠品,我能贡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消失于你的白天……”(《野草8226;影的告别》)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了:我只能贡献黑暗;我愿意和黑暗结成同盟。——因为亮色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鲜花花环也是没有根系的,就更不用说安置根系的土壤了。土壤早已被时代之山悬崖边光秃秃的石块所取代(鲁迅之所以多次——比如在《坟8226;未有天才之前》——号召人们去作土壤,也许正有这个意思)。而这刚好构成了鲁迅牌黑暗隐士的身份内涵:他不会再像安徒生、荷尔德林、维特根斯坦……那样试图为他的时代贡献光明和出售灯盏,也不会再有五四时代的郭沫若再造崭新灯火的豪情。那都是些黑暗年代的正宗臣民们的雅兴,按照卡夫卡的话说,他们就像是戏院的经理,正在“给一个个未来的演员更换尿布”,却不是黑暗隐士愿意做的事情。在一次酒局上,自称偏居“诗歌边疆”的诗人蓝蓝对我说:幸福、光明和亮色是需要想像力的。黑暗隐士鲁迅在解除了、洞悉了花环亮色的无根性之后,也早已丧失了有关亮色的想像力。他唯一的想像力是对黑暗的“想像”:在与黑暗为伍的同时也贡献黑暗——正如他自己所说。
黑暗隐士就这样通过吞吃与反刍黑色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身份构造。管子曰:“圆者运,运者通,通者和。”(《管子8226;君臣》)黑暗隐士为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也为了和黑暗年代保持某种适合自己内心需要的、能体现黑暗隐士身份的关系(即充当时代的突出部分,亦即发明一种可以被称作次生生活的生活形式),终于通过对黑暗的“想像”,找到了可以继续在一个无根的花环时代得以留存下来的“圆”、“运”、“通”、“和”。所谓“破帽遮颜”,所谓“漏船载酒”,都已经绝好地说明了这层意思,指明了破译这层意思的线索。
被人称为投枪、匕首、加农炮的鲁迅杂文,实际上表明的也是一个黑暗隐士的“圆”、“运”、“通”、“和”:呼吸黑暗,通过反刍再贡献黑暗。正是鲁迅的杂文而很可能不是别的什么,真正暗示和勾勒了鲁迅作为时代突出部分的黑暗隐士的形象。福楼拜在致友人的书信里说:“我的小说是我依附的岩石,我对世上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卡夫卡知己般地认为,福楼拜的话正是他想说的;在此我也愿意下结论:它也正是鲁迅想说的——但有必要把“小说”改成“杂文”。杂文就是鲁迅的真正恃凭:他是通过激昂的战斗向几乎所有人投掷投枪和匕首来达到既与时代相依又作为时代突出部分因而和时代相脱离的特殊性的。鲁迅的文字充当着时代与隐士之间的桥梁。它既退出时代,通向斗室,又进入时代,通向污秽的气味、黑色的光线以及人造的灾难。鲁迅通过激昂、亢奋的杀伤力,获得了一个隐士应该具有的暂时解脱,但又不至于彻底地坠入虚无的深渊(想想时代之山的悬崖边那棵临空做展翅状的树吧,那里正是绝的虚无之所在)。
波德莱尔描述他的好友康斯坦丁8226;吉斯的话在这里正好可以用来描写鲁迅的杂文:“他总是好斗,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他也总要设法避开来自自己的打击。”写作在鲁迅那里,不仅是收集黑色光线的容器,不仅是铁屋子,更是生产黑色光线、出售黑色光线的加工厂和批发商。出于这样的原因,鲁迅屡屡被人称道的伟大而“优美”的文章,也只能由黑暗去界定,特别是由在黑暗隐士的黑暗心理驱使下的所作所为去定义。
充满火药味的鲁迅杂文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战斗”着的、即使在无物之阵也要抛掷投枪和投枪上的原始性的激昂隐士。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驱赶黑暗制造光明,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维特根斯坦、荷尔德林、安徒生等人有关亮色的腼腆想像。正是对亮色的虚无主义态度,鲁迅的战斗、激昂也充满了相当的虚无性、广泛的痛苦和失败感。依照通常的看法,虚无在色泽上就是黑色的,假如实有、希望真是金色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鲁迅的战斗如何勇敢,情绪如何激昂,都不能更改他的隐士身份,顶多只能给他的隐士身份加添特殊性。
《安提戈涅》说:“她为时光之父, / 计算金色的钟点。”金色的钟点只能是透明的、田园牧歌时代的分分秒秒。鲁迅的钟点是黑色的;他只是以一个黑暗隐士的身份替黑暗和黑暗的时代计算漆黑的钟点。鲁迅的几乎所有文学书写——尤其是杂文书写——早已表明了,计算漆黑的钟点正是鲁迅式隐士的天赋义务。因为有幸生活在田园牧歌里的人和田园牧歌时代一起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