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其实是农业大丰收的一年。沁水全县粮食总产量9011万斤,是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农民都到山里大炼钢铁了,加上每天吃食堂,伙食非常好,一天三顿放开肚子吃,农民们都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收,村里的玉米棒扔在街上,踢过来踢过去没有人管,“因为家的锅都砸了去炼铁,你要是把玉米棒拿到家里,就当小偷抓你。”潘保安回忆道,“1960~1962这3年,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了,把玉米芯磨成面吃,吃得大便干结……”
这年12月,赵树理任中共阳城县(当时阳城、沁水两县合并)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阳城县刚刚在《人民日报》上放了一颗特大号卫星:“产铁 22.5万千吨,钢2.4万千吨,超过全国冠军广西鹿寨县……”因为在放“卫星”等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大唱反调,赵树理被看作是“神经病”。
“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赵树理说,他的另一句充满悲愤的话是:“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他甚至代表农民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过去给地主扛活,家中老婆孩子吃糠,可是1950年、1960年,也吃了几年糠,还不如过去。这怎么解释?”
对此,赵树理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在物质极度贫乏、精神不得安生的情况下,农民们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赵树理说:“土改后农民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土地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
但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不但没了自留地,连搞副业做生意也不允许。赵树理认为这很不合理。他说:“农户要出卖些农产品,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这在历史上就有,因为农民需要别的东西,要搞点交换。所以适当的买卖是正常的,这叫自给自足。”
既然不能退回去单干,农民就只好想法为自己谋利,以前每个公社、大队都虚报产量,后来则是千方百计地瞒产。1962年,尉迟村粮食可收4.5万斤,但大队支书只报3.6万斤。赵树理说你们不向上级说实话。支书说别的村一个报90斤,一个报95斤,减产的地方都是吃丰产的。再往下说,村干部也不跟赵树理讲实话了,赵树理要看账本,村干部说账本锁着,拿不出来。这对于一贯坚定地为农民代言的赵树理,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警惕乡村政权的流氓化
赵树理对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地主的恨,他认为解放后农民最危险、最该警惕的敌人并非地主阶级,而是掌握了乡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
地主们,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也不管是剥削致富还是“勤俭致富”,在减租减息、大清算和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的运动中,统统失去了原来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无一幸免。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有2.1万名地主在不到一年内被消灭了。沁水县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两个阶级,共斗争地主275 户,收回土地37631亩,地主下降为中农的79户,下降为贫农的191户,下降为赤贫的1户,绝户4户(据《沁水县志》)。
赵树理童年在私塾里,初次领教流氓手段的可恶与可怕,他对父亲以死相逼,逃出了私塾。长大以后,他的感受更深,他看到:在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不光贫雇农直接受压制,连中农也常被波及。而在土改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者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在为自己的小说《邪不压正》的主题思想作辩解时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