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被授予“农民作家”称号的赵树理,却仅仅创作了一部反映土改的作品。
在山西沁水县,处处都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赵树理的推崇。县委、县政府的沁水会堂前矗立着赵树理的大型雕像,街边的线杆上悬挂着赵树理的照片。在街上随便问一个小学生,他都知道赵树理是谁,并且也都知道赵树理“是沁水人民的骄傲”。中国当代的乡土作家,很少有人能获得这样的殊荣。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能不提赵树理。”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赵树理》一、二稿的作者、沁水作家潘保安说,“因为赵树理爱农民,他的作品和经历,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让农民休养生息吧!
在几千年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里,农民一直被压制在社会最底层。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但赵树理清醒地看到了,农民的翻身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斗地主,分田地”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这是赵树理文章中的一段话。他看不惯知识分子、城里人歧视和嘲弄落后农民的现象,将其斥之为“平凡的残忍”。
当然,赵树理并非不赞成改造农民思想的必要性,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批判农民的愚味落后,农民小生产者的顽固习气,他比任何人看得更真、更清、更理性。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他反对急风暴雨式的改造方式。
“除了该杀的反动分子之外……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还应该是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数人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改造。”赵树理说,他认为改变一种旧习惯,应该是在当地创出足以改变它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方能实现。
这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央提出的农村“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的形势分析。赵树理直言不讳:“土改后,经过十几年过程,有些贫下中农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地主也依靠劳动吃饭,并且也摘了地主帽子,地主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人了党,入了团,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阶级斗争有什么用?”
事实上,解放以后,政治生活在农村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经济农民”向“政治农民”的转化,不仅使农民惶然失措,也使赵树理感到难以解读。
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最盼望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靠劳动养活自己,平安无事,休养生息。农民心中是满足和感激的。但解放后,农民却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
“1956年入合作社时,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驴。”在尉迟村当过25年村支书的马海镇对记者说:“没驴的也能入社啊?很高兴,总算跟别人平等了……”
但他们家的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农业社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农民不敢吃饱或只能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没气力;没有副业收入,农民手头没钱,以前还可以借高利贷,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由于打井、修地等基本建设要求太多,别的活做不了,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赵树理从女儿和外甥口中得知这些情况后,忧心如焚,给长治地委领导写信:“……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高级社的问题还没解决,两年后,沁水县只用了短短90天,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部分公社开始试办公共食堂,村民家里不能再存粮食,就连做饭的锅都要送到炼铁炉里去“大炼钢铁”。此令一出,很多农户赶快把家里的存粮做成馍、饭吃掉,吃不掉的就藏起来。潘保安说自己的祖母把粮食藏到棺材里,但还是被搜出来,全部没收了。
据《沁水县志》记载,1958年,由于人民公社化,树木都要作价归公,全县发生了大面积的毁林砍树现象,到1962年,全县森林总面积由100多万亩下降到70余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