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篡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宫”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