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印象
梁实秋来青岛大学任教颇有戏剧性。1930年夏,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是蔡元培(孑民),但实际负责筹备的则是杨振声,并已被教育部内定为校长。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字金甫(后改今甫),五四运动时肄业于北大国文系,著有中篇小说《玉君》,白话诗也偶有尝试,与闻—多相交甚厚。他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招生办)文学院长职务而到上海谋寻职业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视为宝,遂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杨振声从容不迫地对闻—多和梁实秋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种“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而且沪上尘嚣,居大不易,梁实秋也早有心思换换地方了。于是,在1930年夏天,他便与闻一多真的联袂到达青岛进行考察。在青岛,他们所进行的总共就是“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结果是立即“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梁实秋被任为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闻—多则被任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都成为学校里的大员。
暑假过后,梁实秋如期而至。随同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夫人程季淑和两个女儿梁文茜、梁文蔷、一个儿子梁文骐。他在鱼山路7号租到一栋房子。那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梁夫人程季淑兴致很高,她穿上泳装,和丈夫偕孩子下水。孩子用小铲在沙滩上掘沙土,实秋和夫人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玩到夕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海滨公园也是他们爱去的地方,因为可以在乱石的缝里寻到很多的小蟹和水母。第一公园以樱花著称,到了春季繁花如簇,一片花海。可梁实秋并不喜欢樱花,因为“樱花没有香气,没有姿态”,而且“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梁实秋:《忆青岛》)。
山东这个“礼仪之邦”给梁实秋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爽,内心敦厚温和。”“青岛民风淳厚,每以细民中见之。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于一角,路程远则付二角,无争论者。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绍其余绪﹖”(梁实秋:《忆青岛》)。
还有一件事令梁实秋难以释怀。在青岛大学任教时,他赁租于鱼山路7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1934年,他要离开青岛赴北京大学(微博)任教,遂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资,但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由此,梁实秋对于齐鲁民风的淳厚有了深刻的印象,他喟然叹曰:“此君子国也。”
莎士比亚
青岛大学于1930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梁实秋担任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这些课都是以前讲过的,轻车熟路。他除了担任教学和外文系的行政职务外,还负责图书馆的工作,购书、内部行政事务等等,工作十分忙碌。他天天走小路步行到校,从不坐车,身上一年四季都穿中式裤褂,外加长袍。有一次走小路赴校,小路草丛中忽然刷刷地爬出一条大蛇,见状大惊,急忙躲闪。幸喜没有交锋,它便向一侧草深处爬去。从此以后,梁实秋购了一根手杖,每天上班作护身之用。
顺便一提的是,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李云鹤,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红都女皇”的江青,就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席闻欢然道别,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400元,江青的薪水是30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从台北来沪时向作家叶永烈述及,梁实秋一面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面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叶永烈:《江青传》)。
在青岛期间,除了教学,梁实秋更多的时间还用在读书、写作和翻译上。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学批评时,曾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家的猛烈攻伐。来到青岛后,梁实秋他已基本上绝意于批评而潜心于读书了。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其中,《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被列在首位。《十三经注疏》全系“圈读”,而《资治通鉴》除圈读外,还加了批注。一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一直跟了他五十年,都被“翻烂了”。对这些卷帙浩繁的典籍,他是下了真功夫的,一部《十三经注疏》他甚至是在厕所里读完的。他自述说,将经书“置于厕内,虽云不敬,但逐日浏览,稍得大意,亦获益不浅。厥后对于经书始知仔细阅读。在厕内看书,在枕上看书,是我的毛病,积习难除,不足为训”。但梁实秋更用心的还是他的翻译工作。也正是在青岛大学,他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1930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开第6次年会,议决成立编译委员会,以胡适、张准为正副委员长。经胡适推荐,第29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了丁文江、徐志摩、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竺可桢等13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编译委员会下分两组,一为自然科学组,一为文史组,其工作则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是世界名著部,任务是“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编译委员会成立后,胡适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共5人。其工作为担任翻译及审查,并先行试译,以期决定体裁问题,经费暂定为5万元。为此,胡适曾致信与闻一多、梁实秋仔细研究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指梁实秋)和通伯(指陈源)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对这项工作,起初闻一多等都很热心,做了初步的计划,自己分工从《哈姆雷特》入手,预计5年内先成莎集。然而,由于时局不靖,大多数成员未能按计划进行。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后,人手更为缺乏,合译计划遂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