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统治者政治上对史学的需求,将史学与政权的生存、巩固与延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官方”关注史学、组织人力记事撰史的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这种出于政治功利目的的史学行为,在君主专制的制度背景下,对史学的生存与演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普遍存在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是对史学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推动力,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自东汉起,人物碑铭的镌刻开始出现,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日渐盛行。究其本源,一方面,希图“不朽”的心理需求变得日趋强烈。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谈及人们对留声后世的企盼时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1](P303)这从东汉开始有了十分明显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先辈的名声对人们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境遇有着巨大影响的时代,通过追求“流芳”,为子孙后代留下可值夸耀的“显赫”的前辈亲族,使后人拥有更多的政治与社会资本以“立身”于世,是人们的一种天然的“本性”。
在上述心理的驱动之下,“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日趋增多。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纷纷树碑,以之留名。在当时,人们希望将自己的功与名“记”在石碑这种不易毁朽的载体上,以达到“千古留名”的目的。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记载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2](P214)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谈及这种现象时也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 [3]
(P1140)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托物留名,即“托有形之物,欲垂无穷之名。” [3](P1128)人们通过“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一方面使墓主能够“芳烈奋乎百世,令闻显于无穷。” [2](P225)达到让其“身殁名存,永世慕思” 的目的。[2](P224)另一方面,立碑者也可借此“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世。正如赵明诚在《金石录跋尾》中所说:“自东汉以后,一时名卿贤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 [4](P272-273)
留名心态的普遍存在和立碑镌铭的日益盛行,使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风气即所谓“述人”之风也随之兴起,以至“叙君”与“述上”成为朝臣子孙和门生故吏们一种应当甚至必须履行的“义务”,即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 [3](P1123)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托物”以“留名”的心理的驱使之下,所托之“物”必然会随着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而趋于多样化,不会仅仅局限于石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书将人物生平功业记于竹帛之上的方式,由于其容量更大和更为简便,也由于长期形成的史书在是非认定与人物评价上所享有的权威地位,使其具有碑文所无法比拟的“公信力”,这使史书的记述成为人们在“述人”之时一种更具吸引力的选择,所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 [5](P226)
事实上,石碑的铭文原本就具有史的性质,在记功述德上,碑文与史传是相通的。历史上的不少官方碑文,便是由史官撰写的,与官修史书中的“史文”性质相同。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 [2](P214)在他看来,作为组成碑文的“序”与“铭”,与史文是相同的,而其“序”的部分,实则为碑主之“传”。由于碑文和史传存在着这样的“共性”,使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从而让人们的留名心理得到满足。因而,在东汉时期,在立碑镌铭的同时,作为留名的一种传统方式,入史记述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开始盛行,人物专传与合传等传记类史著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叙君”与“述上”成为这一时期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除史家希望通过褒贬人物来正人伦、树纲纪,以利于统治的巩固之外,与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也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也是推动东汉史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
三国时期,这种留名的心理需求超过了东汉,人们希望在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能够获得无限的声名,从而在心理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安慰与满足,这是东汉留名心理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最高统治者身上首先得到体现。东汉末代君主汉献帝在其禅位于曹丕的诏书中便特别强调说,他所仰慕并“追踵”的,是唐尧禅让于帝舜从而“名播于无穷”的行为。 [5](P62)在至为重要的“天子之位”将要无可避免地失去的情况下,他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心理满足便是通过“委让帝位”,像尧帝那样“勋业垂于万栽,美名传于无穷。” [5](P74)这种强烈的留名心理对随后的三国时期的人们形成了明显的“惯性冲击”。我们看到,曹魏建立伊始,便立有《魏受禅碑》,记述汉魏政权禅代之事,碑载《魏公卿上尊号表》,曹魏最高统治集团希图通过此碑留名后世的目的非常明显,正如欧阳修在评论此碑时说:“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 [3](P1133-1134)这种朝廷立碑以图不朽的举措实际上为私人建碑留名树立了榜样。魏明帝曹叡在赞赏贾逵能够“死而不朽”时所表露出的对“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的慨叹 [5](P484),同样显现出最高统治者对留名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留名心态也在对“上层”的效法中走向了极端。“流称垂名”、“垂名后世”几乎成了人们的最高追求,其重要性等同于甚至超过了原本无价的生命,不能获得后世声名的生命活动被视为虚度乃至耻辱,即所谓“身没名灭,君子所耻。” [5](P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