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官而商,黑白通吃
一个人的能量主要来源于他的野心。在得到红顶官帽之前,胡雪岩就是一个善于抱着官腿坐贾行商而致富的人。他巴结的第一个大官是那个感恩于他当年“风险投资”的人——王有龄。
王有龄(1810年―1861年)出身于官宦之家,曾捐官浙江盐运使(捐官只是虚衔,无实职,若想有实职,需花更多钱去补实缺),由于家道变故,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在慨叹无钱进京之时,结识了当时还在钱庄打工的小青年胡雪岩(大概25岁)。
两人虽然相差十多岁,但一见如故。
年轻的胡雪岩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当他了解王有龄的身世之后,便认定相貌堂堂的王有龄前途不凡。仅仅因为这点,胡雪岩就自告奋勇地把在钱庄刚收到的一张 500 两银票挪借给了王有龄,并催他速速进京混个官职。
王有龄北上之后,果然走了好运——获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实职,而胡雪岩却因为私自挪用钱庄的钱被炒了鱿鱼。在王有龄当官享乐之时,胡雪岩正四处打零工养家糊口。好在王有龄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在他有了出头之日之后,他并未忘记胡雪岩的知遇之恩,他一上台坐稳了交椅之后,就把还在为谋生奔波的恩人弄到了身边,并给他安排了不愁吃穿的差事。
庚申之变时,王有龄官至浙江巡抚,他襄助胡雪岩开了“阜康”钱庄。37岁的打工仔胡雪岩就这样迈出了做生意的第一步。
在王有龄的照顾下,胆大心细的胡雪岩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他想尽办法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自己的钱庄中,接着他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这时候,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都掌控在他的手中。
有了杀手锏的胡雪岩开始黑白通吃。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除钱庄外,他还经营房地产、典当行等赚钱的行当,一时间财源滚滚。但很快,他就碰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二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十一月,江南战局吃紧,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杭州,胡雪岩受王有龄之托到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等接济清军但因济送受阻,杭州饷源断绝。1862年初,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接任浙江巡抚的是左宗棠。他在安徽领兵时就已经5个月没发过军饷了,很多士兵也被活活饿死。这次进兵浙江,军饷短缺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令他万般苦恼。
王有龄的离去让事业上刚有起步的胡雪岩一筹莫展。他正急于寻找新靠山,恰在此时,有人为他打通了投靠左宗棠的通道,于是,他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战乱之时,他在三天之内就为左宗棠筹齐了十万石粮食。他这雪中送炭之举,得到了新任巡抚左宗棠的赏识,胡雪岩因此被委以浙江粮台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
失去了一个靠山没想到却得到另一个香饽饽,这是胡雪岩没想到的。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左宗棠给他安排的这份新差简直就是让他在经营官库银务。左宗棠攻取浙江后,清军的大小将官无一不将战争所掠之物,全数存在他的“阜康”钱庄中。“阜康”钱庄迅速夯实。而囊中鼓胀的胡雪岩此时俨然一个慈善大佬——他开始到处设立粥厂、善堂、义垫,并积极修复名寺古刹,同时还收敛了数十万具暴骸;为方便当地老百姓耕种,他帮助他们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他还向当地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
胡雪岩高调的作秀无亚于自我宣传,他真的博得了极高的声誉和信誉。但是,大多数商人是无奸不商,有利可图之时,胡雪岩依然是狼吞虎咽。他几乎包办了湘军(左宗棠是湘军领袖)军需的物资业务——协助左宗棠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州船政局,经手购买西方先进机器、军火等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代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外债……他从中获得了大量回佣。曾纪泽(1839年―1890年。曾国藩之子)在《使西日记》中对胡雪岩有这样的描述:“……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胡雪岩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不仅如此,胡雪岩还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钱庄(“阜康”分支当时已达20余处)、当铺,操纵江浙商业;他还专营丝、茶出口,垄断市场。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也就是胡雪岩49岁时,他的个人资产除田地万亩外,资金已达到白银2000多万两——这个数目远远超过当时清政府的国库储备金,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巨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