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又一重要方面。
科举选人是宋王朝官吏的重要来源,所以,如何进行科举考试,就直接关乎官吏队伍的素质高下。
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如果辞赋不及格,便不可能被录取了。司马光认为辞赋做得好,只是文人的事,当官并不一定当得好。他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词赋)。为了贯彻这一改革主张,他谏议每次科举录取要留三十个名额给地方推举的“孝廉”(大约1/10到1/20)。对“孝廉”任官与进士甲科相同,而优于“明经”科。
什么样的人叫做有德之人?司马光的观点与许多思想僵化的老臣颇不相同。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刚任知谏院,就被抽调参加录取新科进士的工作。从四川来的苏辙参加当年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在答卷上批评仁宗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范镇、胡宿等老臣认为这样大胆攻击皇上的人,语出狂妄,不可录用。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双方各执己见,最后争论到仁宗皇帝那里。这时的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认为“求直言而以直言弃之”不符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本意,苏辙被录取了。
司马光还主张改革“明经”科。
“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司马光称之为“以己意裁定”。
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还对考官出偏题、怪题的现象给予了抨击。当时的考官出题,有的不在经文中出题,而在注疏中出题;有的“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朝廷不明是非,竟误认为各地方举人不精,罢免了一些地方发解官。司马光明确提出,不要罢免发解官,而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司马光这些改革科举的主张,同几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对科举改革的主张基本相同。
五
太祖赵匡胤惩于五代武人擅权的教训,建国后实行了一条“抑武”的国策。这一国策很快就暴露出负面的作用,到司马光知谏院的时候,禁军、厢军、乡军总数达200万人,是宋初的十倍,可是在同西夏和辽的作战中,却常吃败仗。
有鉴于此,司马光连篇累牍地进谏,建议整顿军队。他先后上谏《言阶级札子》、《言招军札子》、《言孙长卿第一札子》、《言孙长卿第二札子》、《言陈述古札子》、《言北边上殿札子》等。在这些谏札中,他提出三条谏议,即:一、以礼治兵;二、精练军队;三、保证经济供给。
最能代表整顿军队的主张的,是他上谏的数道罢刺陕西义勇的札子。
所谓刺义勇,就是给招募来的士兵刺字,一旦刺字,便永入军籍。司马光二十几岁做苏州通判时,就代父(司马池)写过奏章,反对在江浙刺义军。英宗皇帝刚继位的1064年时,西夏又大举进攻西北边陲,甘、陕前线吃紧。宰相韩琦率由旧章,决定在陕西诸州三丁点一为义勇,在手背刺字,得兵十五万余。不整顿军队,只靠手背刺字,实行终身禁锢,是不可能提高战斗力的。司马光在治平元年(1064)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上六道谏札,指出这是“先自困弊”的愚蠢做法。就在司马光上奏之时,刺义勇的命令已下达地方,各地百姓闻讯,惶惶不可终日,民心骚动,民怨沸腾,一些青年背井离乡逃跑了。司马光直接到宰相府,与韩琦辩论是非利弊。
司马光不屈不挠的进谏,给仁宗、英宗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司马光六年的知谏院政治生涯,进谏内容不止上述几方面,还包括对宫廷关系的调节,对皇帝廉政勤政的劝谕,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对贪官污吏的弹劾,对民生的关心等等,不一而足。
从司马光的进谏表现,看不出一点儿保守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分明看到了此时的司马光作为一位勇开顶风船的改革者的形象。
(宋衍申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原标题“司马光知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