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北宋王朝已失去太祖、太宗时期升平的景象,内忧外患丛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愈演愈烈。十几年之前,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曾发动过“庆历新政”,冀图改革积弊,仁宗皇帝开始支持,后又反对,使“新政”流了产,充分反映了仁宗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
司马光通过历史研究,得出一个认识:“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庆历新政”流产的现实,也充分印证了他的认识。所以,他把进谏的矛头首先对准了仁宗皇帝。
第一道谏札叫《陈三德上殿札子》,针对仁宗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接着进行具体解释:
仁,不是柔弱姑息,而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
明,不是对小事的苛察,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武,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排除干扰、坚持不懈。
仁、明、武三者兼备,国家大治。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缺则亡。
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了一道有关“致治之道”的谏札,名叫《言御臣上殿札子》。这道谏札针对北宋王朝多年以来用人不问政绩,只靠熬年头升官的弊端而发,指出:“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司马光谈到这两道谏札的作用时说:“仁、明、武,所出于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这就是说,司马光的进谏已经涉及仁宗皇帝的个人修养以及施政重点。
一般的谏官上任伊始,谁敢这样教训皇帝?司马光就敢!不但敢,还十分自信。他说:“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
这时的仁宗皇帝已被内政、外交搅扰得无计可施,看了司马光有针对性的进谏,不禁眼前一亮。所以不仅未予拒绝,反而十分重视,将《陈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书省去具体实施。
司马光善于进谏,这从“建储”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仁宗身体素质较差,也无生育能力,所以没有皇子。嘉祐元年(1056)春节,皇帝依例要在大庆殿接受群臣的祝福,可是,当百官刚刚就列,他却从龙椅上跌了下来。这一年仁宗四十六岁。满朝大臣都晓得皇帝无生子能力,一来不敢进谏,二来无缘进谏。这一下出现了时机,许多大臣都进谏早建储嗣的问题。这时司马光还是并州(治今太原)通判,人微言轻,可是他出于一种政治自觉,也进谏了“建储”问题。此时,要“建储”就要从侄辈中挑选。仁宗并不情愿,总盼望后妃们会给他诞下龙子。所以,许多重臣关于“建储”的谏言,他均不予理睬,对司马光这样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的谏札,更不会当成一回事。
六年以后,司马光就任知谏院时,仁宗皇帝的身体更差了,可是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挑头进谏“建储”一事了,一块石头压在群臣的心上。担当谏诤之臣的司马光,是唯一合适的进谏人选。司马光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上任三月后,就上了《乞建储上殿札子》。他害怕仁宗皇帝又会把谏札置之不理,过了两三天,又直接面见陈述。这次面陈,司马光选择了一个仁宗心情好的日子,所以,未曾说完,仁宗便说:“爱卿是让朕从宗室子侄中选继任者吧?此乃忠臣良言,好久无人提起此事了。”他让司马光把谏札送到中书省存案。
司马光深知仁宗近年喜怒无常,又知道中书省的大臣不得圣旨,不会进行
实质性的工作,便进一步让仁宗亲发德音。仁宗了解司马光执著不挠的品格,便答应了。
宰相韩琦也是一位忠厚老臣,早已盼望皇帝的德音,听了司马光的汇报,高兴非常。仁宗皇帝早几年在宫中办了一个子侄培训班,他看中了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可是,宦官首领任守中害怕赵宗实继位后自己失去恩宠,于是从中挑拨是非。
十天过去了,建储之事又石沉大海,韩琦按捺不住了,问司马光,司马光内心着急,却表现镇定。又是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如果是明哲保身的人,可能会退避三舍。司马光却不惧斧钺之诛,带着谏札进宫,强硬地质问仁宗皇帝:“陛下答应办事,如今不见动静,卑臣料想有拨弄是非之人从中作梗,他们可能说,陛下富于春秋,不必急办此事。其实,他们并非为江山大计着想,而是准备陛下百年之后,仓促之间立一傀儡!陛下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唐朝不就有‘定策国老’之祸吗!”
仁宗皇帝一听,方觉问题之严重,立即下诏立嗣。
宰相韩琦接了圣旨,佩服司马光的大智大勇,给司马光作了一个揖。
赵宗实此时已三十岁了,长期生活宫中,深知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便以居父丧为借口(其父赵允让两年前去世),拒不受命。隔了一年,诏令再下,又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
司马光害怕任守忠、曹皇后(反对赵宗实为皇储)趁机捣乱,于是上奏了《乞召皇侄就职上殿札子》,此时,仁宗皇帝已病入膏肓了,司马光再奏《乞早令皇子入内札子》,说:“恩父之命不可违,臣子之职不可缺。”赵宗实这才进了宫。
几天以后,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两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赵宗实(改名赵曙)柩前继任,是为英宗。
司马光作为一位谏官,在新老皇帝权力移交这样的社稷大事中,敢于进谏,善于进谏,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
治平四年(1069)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欧阳文忠公集》)清朝史学家顾栋高说:“当日昌言,尤称盛世。”(《司马温公年谱》)都是指司马光为“建储”而进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