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入秦的悲剧命运
什么叫做“用间”?那个时代的“间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吗?
简单说,间人者,用间之人也。用间者,能够以谋略使敌国出现裂痕之人也。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名为《用间》,其篇名释义正是:使用“间人”,达到使敌方出现裂痕的目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间人就是间谍。但是,认真考察则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更多的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另一种职业人群——斥候,一种专门从事敌情搜集与传递的职业人士,或特定军人。而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间人”,除了刺探军情的职能之外,则更偏重于进入敌国完成重大使命的特殊人物,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情报搜集行为的专业人才。
《孙子兵法8226;用间篇》,对使用这样的间人,有特别重大的说明: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孙子兵法》所以能将伊挚、吕尚这样的治国大才看作“间人”,其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杰出的大才,就不可能进入敌国上层,也不可能使敌国出现裂痕并削弱敌国。所以,“间人”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大才名士,否则不能完成“用间”的使命。
春秋时期,这样的“间人”,以越国大谋士范蠡为典型。范蠡主动追随越王勾践进入吴国,做了战俘。在吴国期间,范蠡多方谋划越王勾践的种种活动,与越国本土留守力量的种种活动相呼应,多方离间吴国君臣,得以使吴王沦落,使吴国衰弱。最终,范蠡的“用间”
大获成功,勾践回到了越国,并大败吴国,成为一时霸主。
在整个战国时代,这样的“间人”,先后有三个。第一个,是纵横家大师苏秦。第二个,是韩国水利大师郑国。第三个,是韩国法家大师韩非。这三个人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苏秦进入齐国,是为了“存燕弱齐”——保全燕国,削弱齐国,为燕国引开兵祸。郑国入秦,是为了经济“疲秦”,拖垮秦国以减轻韩国威胁。韩非步苏秦、郑国之后,则是要在秦国实现“弱秦存韩”——削弱秦国以保存韩国的目的。
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使命完全相同的“间人”,其个人命运却完全不同。苏秦,是“间人”正剧——使命完成了,生命牺牲了。郑国,是“间人”喜剧——自身暴露了,赖以疲秦的工程却给敌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自己竟因此而成为敌国的大功臣。韩非,是“间人”悲
剧——非但使命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
韩非子是如何走上悲剧性的“间人”道路的呢?
法家大师韩非子入秦之前的特殊经历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王族的庶出公子。他先天口吃,言辞不便。
韩非好学深思,秉性不群,孤傲冷峻。求学之年,大约在幼学之后,韩非作为王族子弟,没有留在韩国都城接受王室为王族子弟专门开办的官学教育,而是选择了私学道路——赶赴楚国兰陵,进入荀子大师开办的私人学馆修学。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以私学教育闻名天下的大师。
就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主张而言,荀子推崇儒家,主张教化民众,主张遵守礼制。但是,就政治实践与治国理念而言,荀子则尊崇法家。他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法后王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构成了战国变法的三大基础理论。其中的“人性恶”理论,在人类社会进
入现代法治之后,仍然具有不朽的基础意义。这就是2300 多年以前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荀子。他既是法家,又是儒家,既不是法家,又不是儒家;说到底,荀子是最具有独立品格的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深邃思想家。
韩非进入荀子大师的学馆,是历史的幸运。
荀子晚年开办的兰陵学馆,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最出色的是两个,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韩非,一个是来自楚国的李斯。此后不久,荀子的这两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巨星。
就这两个人在修学期间表现出的才能看,《史记》中有一句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自己曾经说过,他不如韩非。这则史料可以说明,韩非的思想与学术才华,在荀子的学生群中是出类拔萃的。
请注意,这是韩非子命运的第一个转折——放弃官学,选择私学。
兰陵修学多年,韩非终于出山了,结业了。作为同学的李斯,选择去了秦国,要“游说秦王”而建功立业。可是,韩非却坚持回到了韩国,而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当时的名士,尤其是修习法家的名士,无论是王族公子,还是出身庶民的布衣之士,几乎都是选择一个
大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去推行变法,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普遍道路,也就是李斯所走的道路。韩非回归韩国,在当时显然是一种特殊选择。
依据当时的实际,山东六国的任何一个其他战国,都比韩国的境况好出许多。以韩非的深思与洞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明显的大形势。韩非所以选择回到韩国,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则,韩非忠于韩国,忠于韩国王族;二则,韩非对韩国上层还没有丧失希望,认
为还有挽救的余地;三则,韩非相信自己的政治才华,相信自己能扭转韩国的危局。后来的实践说明,韩非的生命悲剧,始终在这样的精神轨迹上运行着。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二个转折——舍弃他国,出山归韩。
回到韩国,韩非立即开始了变法强韩的努力。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安,请求在韩国实行变法。其具体的实施方略是:“修明法制,富国强兵,求人任贤,去除浮淫。”这是已经被战国变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当的强国途径。但是,以韩安为首的韩国上层势力,根本不听韩
非的变法主张。他们畏惧变法强国的遥远和艰难,他们只醉心于权谋政治,只醉心于以“奇术”鼓捣秦国,企图以极低的成本削弱敌人而保全自己。
历经反复努力,没有丝毫功效,韩国王室始终不理睬韩非强烈的变法主张。
终于,韩非愤怒了,也绝望了。于是,韩非离群索居,开始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家生涯。历经多年,韩非终于完成了对法家学说的系统化概括。在韩非发愤著书的过程中,他的《孤愤》、《说难》、《五蠹》等著名篇章,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了。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三个转折——放弃政治,发奋治学。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总归是韩非子的书被秦王嬴政看到了。
据《史记》记载:嬴政看到的韩非子的文章,正是《孤愤》、《五蠹》两篇。从基本内容上说,《孤愤》一篇,是对变法过程艰难酷烈所进行的论述,是对法家人士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深刻反思。《五蠹》一篇,则是对危及国家的五种人群所作出的概括与分析。这两个方面,都是尊奉法家理念的秦国所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所以,年轻的秦王在读到如此两篇文章的时候,对作者激赏有加,拍案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知道了,便对秦王介绍说,“此,韩非所著之书也!”年轻的秦王由此得知,韩非子这个法家大才竟然就在距离最近的韩国。于是,这位秦王采用了强势索才的方式——发兵攻韩,逼韩国送韩非入秦。
可是,秦国大军还没有开出,韩国就已经答应了。原来,骇恐之极的韩王安这才惊讶地发现,韩非竟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名头,如此之大的用场。于是,这个醉心权谋政治的韩国君主,立即紧急召见了韩非。在一场极其秘密的计议之后,韩王很快作出决定:任命韩非为韩国特使,进入秦国“用间”,推行弱秦存韩计。《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是一句话:“韩王思之,与韩非谋弱秦。”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四个转折——变身“间人”,离韩入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