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一月以内,我还没有立刻参加。)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
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到了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
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