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锐意变法,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主流思潮。但是,他没有“摸着石头过河”,且主要目的是为扭转国家财政的危机,一系列变法内容对普通百姓没有好处,还有“扰民”之嫌,所以一些持重稳健的官员,多不肯同他合作。于是,王安石任用了以吕惠卿为代表的急于当官而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到政府各部门出任要职,王安石这一破格提拔年轻人的做法,给一些德行不好、投机取巧之徒开了方便之门。于是,社会大行钻营投机之风。事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王安石最为依仗的、视为可靠的接班人吕惠卿,在自觉翅膀硬了之后,向神宗皇帝诬告王安石有反叛之心。王安石亲自尝到了他所重用的人带来的苦果。尽管王安石在后来认识到了吕惠卿是无耻小人,但是十几年以来,这种激进的变法和对于钻营之徒的提拔重用,已使社会风气大坏。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执政。
司马光本来是一个稳健之人。但是,他执政时已风烛残年(只执政18个月就死在任上),急于想把王安石变法来个“一风吹”,于是又给投机之徒造成了机会。奸臣蔡京瞧准这一机会,在他所管辖的开封府,只用半个月就把王安石变法全废掉了。王安石的变法并非全不好,蔡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莽撞行事,也是扰民之事。司马光却大大表扬了蔡京。可是,就是这个执行司马光政策的急先锋,司马光一去世,他立即来了一个急转弯,把司马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所谓“元祐党”)。
蔡京比吕惠卿更坏,他给社会风气的污染也更甚。宋徽宗上台后,蔡京投皇帝所好,在江南的苏杭一带搜求古董奇石,运往汴京,称“花石纲”。“花石纲”把皇帝引向不务正业,把百姓搞得倾家荡产。蔡京大搞宗派,任人唯亲,奢侈腐化,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使本来已经江山不稳的赵宋王朝,雪上加霜。
宋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频起,贪官肆无忌惮,皇帝不务正业,毫无危机感。百姓走投无路,起义反抗此伏彼起。社会风气完全坏了。金兵的铁蹄,把赵宋王室赶到江南。但是,宋高宗出于一己之私,害怕被金兵掠而北去的徽宗、钦宗回来争夺皇位,竟重用当了金兵俘虏,又被派回来做奸细的秦桧。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了抗金大将岳飞父子。朝野上下,一片恐怖。忠奸不分,好人坏人颠倒。南宋王朝一开始就作胎不正,可知以后了。
对于赵宋王朝的社会风气由好变坏,生当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五言诗《岁暮感怀》:“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陆游是当世人,又是当事人。他认为:用人唯贤(人材兼南北),言论开放(议论忘彼此),是风俗粹美的表现;结党营私(谁令各植党)是风俗败坏的表现。最后,他以切实感受大声疾呼:要想天下太平,应以淳厚社会风气开始。
限于一首短诗,论述不可能全面。但他的结论“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则是十分正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一、社会风气的好坏,或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当政者能否从历史吸取教训,从社会实际出发,制定好的方针政策。
二、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良制美法,形势了,法律制度也要相应的改革。
三、改革,是治国安民的永恒主题。改革不可急躁冒进,要摸着石头过河。
四、改革首先要考虑给百姓是否带来利益,而不能脱离百姓、只追求所谓的“国富”。
五、用人问题,从来都是当政者成功与失败的关键问题。要特别警惕反复小人的投机取巧。
以上几个问题处理得好,社会风气就会淳化起来;处理不当,社会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宋朝社会风气由好变坏,乃至亡国,给后世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宋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