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与四川辛亥首义事件的发生导源于四川的川西与川南地区。荣县、自贡、内江、资中、成都、泸州、江津、白沙这一连串的川西、川南地域的城镇连片发生针对清廷倒行逆施的与民争利的明抢行径的抗议请愿运动导源于这些地区本已发达的清末民间商贸易的发达以及对四川路权的深切需求。而清廷有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作为修筑四川铁路的经费。清王朝在末期几乎就对对外借款形成了习惯,动辄就以产权相抵押去接受附加了不平等条款的借款阎王债。四川铁路主权就这样被官府轻率地押给了洋人,四川民众此前的产权出资被作贱出卖。朝廷财政在清末的捉襟见肘使得清廷除了再次卖国求荣之外别无他法,如此,酿成了最终的民众起义。
开埠的形势有利于民族资本经济与中国区间商贸业的持续发展。腐败的朝廷并没有由此而振兴国力,好大喜功的洋务运动引进的几乎全是“银样蜡枪头”而好看不中用丝毫没有增进中华民族的国力,也没有使得清王朝走向中兴。朝廷始终没能建立国家经济实力之所在,财政的拮据并没有唤醒朝廷的振兴决心,没有形成国家垄断产业的滋养格局,自由通商与工业品洪水般的冲击反倒不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在此形势下,清廷面对四川路权的处置就只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当然,实在折腾不下去了,就习惯性地拿老百姓的利益去出卖,这当然会早晚激起不可测的事件。
清廷在进行清末的重大民族利益博弈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因实力落败而地位已然式微。其实除了清廷之外,四川商民与外国资本都在开埠以来的历史时期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坠落的朝廷势力并没有改变清廷的行事方式,一以贯之的腐败无能加上蔑视山民的傲慢德行终于酿成“成都*”。赵尔丰的草率暴力使川民愤慨不已,商民、市民与草民终于携起手来,在革命党人的暗中协调之下将和平抗议活动演变成一场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辛亥首义。
自挖坟墓的洋务运动:财政枯竭而走向失控
清末时代,通商开埠与专注于重视技术成果的洋务运动(局限为官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却助推了自由发展的资本商业市场,国家始终没能对此形成任何市场制约,以及控制与共享机制。长江流域出现了工商业异常倍增的发展态势,社会财富向自由资本全面倾斜。国家税收体制仍停留在开埠前的原大清一统江山时期的机制上,因未能适应已然改变后的社会财富流向而走向自我孤立与日益枯竭。
洋务运动属于朝廷官府关起门来搞自强运动,自强经官府的闭门操办而变成了自戕行为。张之洞的“汉阳造”居然成了推翻清廷的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党人手中的利器,朝廷既没有从中捞取到任何实惠,更没有因此而长治久安。编练的新军成了杀死改革派重臣端方的当然英雄,端方及其胞弟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被装在了煤油桶里运到了重庆,于是,四川军政府替代朝廷总督的四川独立才算演绎完毕。
清廷在辛亥前夕已经走到了末日的尽头,可财政的枯竭并没有唤醒这一群满清的当权贵族,清廷对地方事务已然失控的的客观局面竟然没有被已经主张改革并着手全面推开改革的朝廷所充分意识到,遇到突发事件仍然舔着肚腹随意地胡扯,哪还有不出大乱子的?
清廷在四川的总督根本就没有充分意识到四川乡绅、商民早已在利益形成机制上与其分道扬镳已久,并且已然坐大;愚钝的清廷权贵们更是没有把四川四处林立的学堂所培育的代代学子激越的振兴华夏的情怀放在心上。麻木的腐败政治将这些立志于走出夔门的川人后生们逼向了绝路,不铤而走险地奋力一击将不能成全这些学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于是,推翻清王朝就在辛亥年间被清廷自己所亲手拧成了一股粗壮的绞绳,并死死地套在了清王朝本已苟延残喘的脆弱脖子之上。
看来,在历史长河面前,一件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事非得要勉强去做,其后果是难以逆料的。(老夏 中国网专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