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八期,原标题为“宋朝的社会风气是怎样变坏的?”
从755年唐朝的“安史之乱”起,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止,有二百余年的时间,在当时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都是军阀混战,政权如走马观灯一样变幻莫测。一些无德无识的胆大无耻之徒,凭借烧杀抢掠,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上皇帝,号令天下。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礼义廉耻扫地,社会风气大坏。
赵匡胤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天下,其方式同此前五代十国那些帝王用阴谋手段抢权,并无多大区别。夺取政权后,如果也是继续不顾社会风气的净化、整顿,那么赵宋王朝,也只会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短命小王朝。
赵匡胤同此前的那些军人政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形势,在夺取政权后,立刻实行以儒治国,狠抓了社会风气的净化。
赵匡胤对后周的皇室,不予杀戮,以礼相待;对后周肯于投降的大臣,如宰相范质、王溥等,继续原职留任。对于曾起兵反抗宋军后周将领,如汴京卫戍副司令韩通,虽在战斗中被宋军所杀,却并不敌视,反而褒奖其忠勇。
赵匡胤为防武人和功臣专权,并未像有的王朝那样,建国之后大杀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搞了“杯酒释兵权”,然后以锻炼军队刻苦善战的名义,让军官经常调动,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其兵,并用文臣知州,“重文抑武”。
赵匡胤还留下严惩贪墨之官和不杀言事之官的“祖训”。
赵匡胤这所有的“祖宗之法”,都是针对唐末五代十国以来二百余年社会风气大坏而发的。
宋朝初年很快就出现了廉耻相尚的好风气。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时,朝野上下读书成风,忠于职守成风,讲真话成风。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一大批直言敢谏之士,得到重用。从而使赵宋王朝出现了百年太平的政治形势。
“天下太平”的形势,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种思想认识:“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远不可更改的。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远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赵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时期,确实发挥了治国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钦,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再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就僵化了,就要四处碰壁了。
事实上,到了宋仁宗(第四任皇帝)掌政时,全国性的社会风气就已悄悄地产生了许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大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面对西北边境强大起来的西夏、契丹以及后来的金人武装进攻,屡打败仗。由于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第三任皇帝)时,对贪官就一个不杀了。
由于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任职而不干事的官员越来越多,只靠熬年头,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职提薪,高官们还有“恩荫”的特权,其子孙不用任何条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贿成,十官九贪已见怪不怪。“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现象出现了,到仁宗(第四任皇帝)宝元元年(1038)“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宋史·苏舜钦传》)。
社会风气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众起义也开始一伙接一伙了。
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进朝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先是诬蔑改革派为“朋党”,继而造谣说范仲淹等要废掉仁宗皇帝。于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持“新政”的态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仁宗皇帝这一反复,大坏了官场风气。
又过了三十年,即当赵宋王朝立国110年那年(宋神宗熙宁二年),锐意变法的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社会上传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言,称“三不足”。“三不足”是否为王安石亲口说出,尚无证考核,但是,它反映了一种改革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