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料证明,“孙中山”的称谓,绝非中日两国姓氏的简单组合,而是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完整揭示这一称谓的演化历程和深刻内涵,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人格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各种文史资料,对这个此前长期被忽略和误解的历史积案,进行了多角度地探寻和考证 。
关键词:孙中山;中山文化;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很少有哪一个名字,能像“孙中山”这样广泛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演绎成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心灵支点和精神纽带。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内涵异常厚重的名字及其戏剧性流传历程,却长期被人们不应有地曲解、简化了。从各级学校历史教科书到各种相关的人物传记、学术论著,关于“孙中山”的称谓都作如下表述:1897年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称他为孙中山。多年来,笔者对这一表述也从未感到有何不妥。直到2005年,海峡对岸的一位学者透过电视媒体品评中山先生。据他讲:“孙中山”这三个字,是别人对孙的称呼,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写过。他不肯自称孙中山的原因,是因为“中山”的称谓是从他的日本名字“中山樵”而来。言下之意,孙中山是在刻意淡化自己身上的“亲日”色彩。这一惊人之语,客观上凸显了先前那种简单化表述的“病灶”,起初也曾使笔者困惑颇多,要者有三:其一,既然“中山”原本是一个东洋姓氏,缘何在国人口中被转换成了对革命先行者的专有称谓?其二,“中山”的称谓在中华文化中究竟有无其独立地位和特殊内涵?其三,孙中山本人不肯轻易称“中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数年来,在多位师友的启迪、鼓励下,我查阅了若干文史资料,反复思索,自感有所收获。
一、从“中山樵”到“孙中山”——一个“了不得”的笔误
众所周知,孙中山本名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别号逸仙。“中山樵”仅仅是他在长期革命生涯里所拥有的众多化名中的一个。据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回忆:此化名实缘于中山先生第二次流亡日本下榻东京一所旅馆时由平山周代填的一本住宿登记册。 “中山”由平山周取自旅馆附近的中山侯爵府邸,“樵”字为孙先生从平山周手中夺笔自署,孙中山当时对“中山樵”的化名还作了自我注解:“是中国山樵之意也。”[1] 虽然孙中山在其后与日本友人的多次通信中都使用了“中山”的署名,但此时浮现于公众视野的“中山”并没有特别的涵义。笔者看到国人使用“中山”称呼孙先生的较早事例是1900年4月梁启超于檀香山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前中山在此之时,创一兵会,习者数十”。[2]但“中山”在这里没有任何尊崇之意,因为就在这封信中梁还采用“行者”、“行将军”两个戏谑性的绰号来称呼孙。倒是章太炎1902年2月在《致吴君遂等书》中的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3] 任公是梁启超的自号,身为一代国学宗师有着强烈民族正统观念的章太炎将“中山”与“任公”对举,并对孙中山寄予厚望,这预示着伴随“庚子事变”后革命浪潮正演进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中山”的涵义也将发生脱胎换骨式的“豹变”。
事出于章士钊1903年8月完成的一本编译著作《孙逸仙》。与章太炎过从甚密同样流寓日本的章士钊,为当时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和孙中山的革命经历所感染,遂以“黄中黄”的笔名,精心节译了孙的日本至交宫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之梦》(金松岑译为《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记录的孙中山革命事迹、言论,并加入自己的评论,成书后定名《孙逸仙》在日本公开出版。此书篇幅不长,却以恣肆汪洋的笔触、厚重煽情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位“革命者之祖、革命者之北辰”的领袖神采。因而推出之后,迅速风靡海内外。《孙逸仙》一书的刊行对扫除清政府和保皇派长期散布的丑化孙中山的种种谰言,提高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的威信,广泛动员和凝聚方方面面的革命力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章士钊当时日文底子较为薄弱,编译此书时在加写的一段评论中误将孙中山的本名“孙文”与日本化名“中山樵”的两个姓氏连缀成文,写作“孙中山”。在该书面世之初,章士钊还因这处笔误受到友人王侃叔的指责:“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4]章士钊无言以对,只能认错。在1906年国内再版《孙逸仙》时,作为补救措施,章士钊已将该处笔误订正为“孙逸仙”(2000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章士钊全集》中收录的即是1906年版的《孙逸仙》)。不过后来章士钊也指出了一个如下事实:“久而久之,从不见有提出问题(指“孙中山”的笔误),先生(指孙中山)似亦闻而默认。本非‘约定’,卒乃俗成也。”[5]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一处虽属出于无心却是非常严重的笔误,为何没有被众多有心人作为问题提出,甚至竟能得到孙先生的默认?全书正名仍为“孙逸仙”,“孙中山”不过偶见于书中,为何一次偶然出现的笔误,其影响竟能超迈孙先生的各种固有名号,乃至最终取而代之?这还要从黄宗仰的《与中山夜登冠岳峰》和章太炎《序〈孙逸仙〉》两首诗说起。
黄宗仰,原名黄浩舜,“宗仰”是他出家受戒后取的字,又常自署乌目山僧、黄中央、中央,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僧人,曾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1903年5月,因为在上海张园以中国教育会会长身份参与倡议拒俄运动被清政府缉拿,6月流亡日本。在此期间,黄与孙中山初识于横滨,“一见如故,雅相推重”。[6] 八九月间,黄宗仰曾与孙先生同登函根冠岳峰,并赋诗《与中山夜登冠岳峰》以记之:“仰瞻星斗十年久,菿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7]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关《三国志8226;蜀书8226;先主传》中“黄龙”典故的引用: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称帝,随后刘备集团内部臣僚纷纷向汉中王上疏劝进,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联名上疏列出了刘备可以称帝的关键依据:一是以“黄龙见于武阳赤水”的祥瑞,证明刘备实乃天命所归。称“《孝经8226;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8226;乾8226;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二是以刘备身世足承汉祚,“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8]一千六百余年后,黄宗仰以“不死黄龙飞粤海”,推崇崛起于广东的革命领袖,以“菿汉”( 即光大汉族)和“誓歼青鸟落京垓”,砥砺当世“中山”倾力完成“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孙中山1889年语)的反清大业,其至情苦心已跃然纸上。时隔不久,孙中山离开日本赴檀香山,临行前,黄宗仰再度以《饯中山》为题,赋诗相赠。同年12月,孙先生在给黄宗仰的复信中最后落款“弟中山谨启”。[9]在孙先生众多的致华人信函中,以“中山”落款的为数寥寥,而这封《复黄宗仰函》是目前我们能够确认的最早一件。
《孙逸仙》书中刊载的章太炎序诗也十分耐人寻味:“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索虏”指我国北方蓄辫的少数民族,“赤帝子”本指斩蛇起兵诛灭暴秦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郑洪”分别是指清代两位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洪秀全,“辟”在此处指“辟邪”,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够攘除妖邪的神兽。这首诗在《孙逸仙》一书表达的对孙的充分认同和高度期许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孙中山是汉民族兴邦御侮光复山河之传统和功业的杰出继承者。“赤帝子”典故的运用,寄托着章太炎的深意。刘邦是汉民族历史上第一个持久兴盛王朝的肇建者,他承先启后,对中华文明影响至深且巨。正是黄宗仰和章太炎以汉昭烈帝和汉高祖期许孙中山,才将日姓“中山”还原为汉民族文化的特定符号,为“孙中山”这一称呼的不胫而走创设了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