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黎烈文因屡遭围攻而打算放弃《自由谈》另办刊物时,鲁迅指出:
《自由谈》仅《申报》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尚被诋毁如此,倘是独立刊物,则造谣中伤,禁止出版,或诬以重罪,彼辈易如反掌耳。
因此,鲁迅主张坚持《自由谈》这块阵地。
鲁迅与黎烈文绝不仅仅是一般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而是并肩战斗的文友和知音。在主持《自由谈》期间,黎烈文尽管四面受敌、繁忙异常,但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而且还特地撰文与鲁迅的杂文相呼应。如以《第三种人的“推”》补充鲁迅的杂文《推》,从而又引出鲁迅的《“推”的余谈》;鲁迅写了《二丑艺术》,黎烈文紧接着写了《按下二丑不表》,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对“二丑”类人物的见解。
黎烈文每有译作即及时寄给鲁迅,而且常常得到鲁迅的赞扬、肯定与鼓励。如赞扬剧本《妒误》“译文如瓶泄水,快甚;剧情亦殊紧张,使读者非终卷不可”;肯定剧本《医学的胜利》“中国还是需要的”等等。
黎烈文是鲁迅晚年结交的并肩战斗的青年朋友之一,他对黎烈文的厚爱不下于对早年而且直至终生的青年朋友李秉中、章廷谦、李霁野等。
黎烈文于1934年5月9日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之后,为了继续合作,实际上也是为黎烈文谋职,鲁迅乃于1934年6月6日特邀黎烈文与名作家茅盾到家中吃夜饭,商量创办《译文》杂志。之后,黎烈文又在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支持下主编《中流》半月刊。鲁迅逝世前创作的著名散文《“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那用了象征着黎明前的冲锋的笔名“晓角”的针砭时弊、充满战斗性的七则《补白》就都是在《中流》上刊发的。
鲁迅逝世时,黎烈文一直在治丧处工作,而且是十几位抬棺的青年作家之一。据巴金回忆:
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和烈文都在治丧处工作,整天待在万国殡仪馆,晚上回家之前总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会,望着玻璃棺盖下面那张我们熟悉的脸。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一声:“走吧”,这声音我今天还记得。后来我们抬着棺木上灵车,我们抬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来的,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拍时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当时的报刊上看见,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
黎烈文在鲁迅逝世半月之后发表在《中流》上的纪念文章《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中深情而沉痛地写道:
在万国殡仪馆鲁迅先生灵前帮忙照料的几天里,看到千千万万陌生的男女对他的遗体的那种悲伤的依恋的情形,我忍不住时时酸鼻。这原因是我在分有着大众的悲哀以外,还有许多私人的悼痛。
别人不过从鲁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响,而我却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个人。望着那静静地睡在许多花篮花圈的他的遗体,再回忆着那永不能够再听到的但又仿佛还在耳畔的他的谈笑,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设想鲁迅先生已经死去。我只能把他当作是暂时的假睡,给予他的敌人们的一个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