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西汉“统战”的结果,扶持一方,打击一方,使匈奴内部战乱不断,大幅削弱匈奴实力,达到“以匈制匈”的战略目的——呼韩邪与郅支骨都侯单于呼图吾斯同父异母。前者以依附的方式,获得与北匈奴对抗的军事力量;后者以不妥协的孤傲和决绝,在西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反抗。远走西域后,呼屠吾斯先是借居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而后图之,建郅支城,却终被汉与乌孙、康居等联军大火焚烧,呼屠吾斯被汉军当场击杀。翌日,陈汤和甘延寿即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挂于城墙。
关于郅支骨都侯单于败走西域后,进行的一系列残忍战争的影响,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评论可谓精到:“被打败了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汉王朝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纳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
至此,匈奴在东方的历史逐渐暗淡,以致同化、融入汉民族,最终无声无息——尽管公元4世纪后,郅支骨都侯单于子孙又在中亚及欧洲强盛一时,甚至出现了比冒顿更为强悍、嗜杀、勇猛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但由于匈奴民族只知暴力侵犯,“毋文书”,少文明等等原因,终究还是像一抹嘹亮的炊烟,在人类的天空消失得干净而又彻底。
内附的南匈奴在东汉后又有一番精彩表演,其中的刘渊、赫连勃勃、石勒和沮渠蒙逊先后建立政权或夺取政权,但似乎都没有持续多久,余部被柔然所灭,大部分匈奴人融入华夏民族,最终完全消失。匈奴的这一连串的命运变迁,似乎高空鹰羽,在辽远时空中悠悠而飘,不知落向何方。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单于们裹金的尸骨或许还在蒙古高原某处深深埋葬,上百万的匈奴灵魂还像旧时一般,在大地和高空俯瞰和游荡。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生活、游走、瞻望、冥想和拜谒,这里是乌孙、大月氏和匈奴故地,偶尔在戈壁看到一根白骨,或者马缰,甚或生锈的刀片和马蹄铁,就会想起匈奴——匈奴的悲剧与后来的西夏异曲同工,在今天,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只能在墓葬及其文物中被人想象和猜测,惋惜和悲恸。
有几次,与朋友们攀登祁连山,俯瞰沉在戈壁的河西走廊。我想,从前的人,是怎样骑着马匹和骆驼,在风卷白尘的道路上疾驰或缓行呢?公元前的大月氏、匈奴、乌孙、羌人等,在祁连山野及大漠深处,其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仅仅是“逐水草而居,与匈奴通俗”?在高天阔地之间,这些民族留存于东方的历史及风习,除了贺兰山岩画及少数的墓葬外,还有没有更为直接明了的痕迹?
额济纳(唯一沿用至今匈奴语命名地),古乌孙、大月氏、匈奴游牧过的地方。霍去病弱水河边斩杀匈奴八千不降将士,呼韩邪单于及其岳父乌禅幕也在这里,将不肯随之依附西汉的五千匈奴同族诛杀殆尽。
这里的天空幽深如井,叫人白日做梦,流云犹如丝绸,轻盈舞蹈;发源于祁连山,“水弱不能载舟,鸿毛不浮”(《山海经》)的弱水河,以柔软之躯在荒漠戈壁开辟出一条绵延不息的水道,使得大片的胡杨、历代的人和牲畜,在这里获得了永久的生存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