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和吕雉,与冒顿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假使汉武帝生在冒顿时代,卫青与霍去病,乃至其将领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匈奴的军臣和伊稚斜单于,而是冒顿,那么,发生在公元前200至100年间的汉匈战争不仅会更加精彩、残酷和暴力,且结局也会大出意料。
当是时,冒顿治下的匈奴,刀锋之利,马蹄之远,蒙古高原及中亚一带,显然无出其右。尤其是冒顿晚年,冒顿派遣其子稽粥(老上单于)对河西走廊大月氏和西域“城廓诸国”的军事冲击与控制,可以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一次深刻翻犁,是东亚游牧部族对世界文明的一次强劲推演——并“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草原帝国》)
刘敬倡导的“汉匈和亲”,实际上当世亚洲两个军事强国——狼与羊之间一曲时断时续的圆舞曲。尽管汉匈翁婿相称,但匈奴之“引弓之国”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汉之“冠带之室”的侵掠。
被称之为“盗寇之国”的匈奴,自古来“以力为雄”、“以战止战”、“以战养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史记·匈奴列传》)。他们是草原上席卷不息的狼群,是蒙古高原第一道绚烂闪电。他们敌人的头颅挂在马鞍和马笼头上,割下敌人的头颅,沿“眉毛”处锯开,作为饮酒的器具。(老上单于即用此法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器),“他们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围着的石头数量与其生前斩杀的敌人数目成正比”。(F·-B·于格和 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
刘邦死后,冒顿使使对吕雉所言(“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最是出人意外,强悍嗜杀的冒顿,竟也耍小孩脾气,调皮得令人忍俊不禁,另眼相看。景帝死,武帝继位,但“文景之治”后的西汉,迅速在“七王之乱”“两越反汉”及远征朝鲜。乃至匈奴长期作战中,耗尽了积蓄百年的“元气”。拓疆殖土,是汉武帝令后人最常念及的功绩,但西汉败落也由此始——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胎死腹中,大将王恢自杀,军臣单于仓皇撤离险境,几年间不曾马寇汉边。此后的匈奴,似乎觉得了一种必然的宿命,内部的政治纷争和权力争夺萌芽初露。
横空出世的卫青及霍去病,他们的战功令人怀疑。尤其是霍去病,何以八百人而击杀匈奴五千人?匈奴“来如飞鸟,去如疾风”,是闪电战的真正发明者和娴熟运用者,且极善于组织大规模野战和运动战。霍去病再韬略勇决,在以人数多寡为胜败主因的冷兵器战争当中,处于数万军阵,也难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即使五千人任其宰割,短时间内也难以砍杀殆尽。
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骞。张骞及其主要随从的勇气,最终取得的“外交”成果,显然是西汉对匈奴决战决胜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张骞的功业完全可与汉武帝、亚历山大大帝并驾齐驱,甚至比之更为至伟和卓越。他掀开的是整个世界,看到的是比西汉更广阔的生命存在,也使得使中央帝国第一次拥有了一双观照整个人类和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崭新眼睛。
以人格魅力动天下,传千年。这一评判标准始终没有失效。李广及其子李敢、李椒和李当户的悲剧性命运——无数后人认同司马迁的记载——从李广到李陵,祖孙三代在西汉演绎的是一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命运悲歌。至今,河西走廊一带仍将一种小而圆的杏子称作“李广杏”,把一种表皮发黑,成熟后吃起来香甜的桃子称为“李广桃”。
这种来自民间的纪念,情感是如此的广泛、深刻,影响到了时间,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这一自发的赞美、敬仰和纪念或许不仅仅是源于司马迁神鬼之笔,也可能是李广家族的命运及其人格魅力比《李将军列传》更精彩,更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悲剧色彩。对此,钱穆先生《秦汉史》说:“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又“其时军人亦壮烈多可称道。著者如李广及子敢,孙陵,皆奇才。而李陵将勇敢五千人屯边,陵称其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徒步出居延北千余里,独挡单于八万骑。转战八日,杀伤过当。及陵降,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其时陵副韩延年战死,军人脱归这四百余人。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武功至伟而性情寡贵,尤其是屠杀匈奴誓死不降兵士一万三千余人的残忍,也不仅仅是忠于皇帝和战争本身的原因。怜悯在很多时候应当成为人类的天性之一。据《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其(霍去病)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从其战而受其恶,兵饿死而将军娱乐……却不是“少贵”,不知体恤下属等托词可以一言蔽之的。李陵独带五千兵士深入匈奴腹地,李广利无全局胸怀,路博德不予后援,而终使李陵客死塞外。霍去病少年夭折,“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
卫青霍去病,更多激发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暴力意识和显赫于当世的名利思想;而李广及至李陵,则是以纯正的军人职业素质和“兼爱”道德品质而令后世自觉“想慕”和“尊崇”。
匈奴最终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内部。冒顿缔造的“强力”统治,乃至家族及个人权威、韬略与个人魅力的逐渐丧失,使得自古“以力为雄”的匈奴民族内部权利分散,争夺者目光短浅,为一时之权欲相互倾轧和杀戮,最终导致王侯离心,叛变降汉。各部将领纷纷自立,内部混战——最终只余下呼韩邪、郅支骨都侯两支规模较大的残余势力——当是时,呼韩邪势弱,听从其岳父乌禅幕言,与汉和解并依附,借汉军击杀郅支骨都侯单于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