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曹操的大名也同样妇孺皆知,当时名士许劭对他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更是不胫而走。这位乱世奸雄的一生,在政治上颇有成就,其内心思维轨迹也具典型意义,而经《三国演义》诸书的渲染,更是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位奸诈狡猾、手段残忍的掌权者,在中国政坛上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求,实在是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一位典型代表,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所以,分析曹操现象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可以揭示出许多相关的文化基因。
曹操为人的首条原则或座右铭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代表事迹就是屠杀好友吕伯奢一家,前听见吕家杀猪就误杀朋友的家人,后知道误杀,依然残忍地杀害出去买酒回赶的吕伯奢,其理由是免得他回去见家人惨死而将此事传出误我大事,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一起杀了以除后患。做完此事的心态就是:“也罢!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后,他举兵报复杀父之仇时,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屠戮;他为平息士兵对自己的不满,可以借用管粮官的人头;他不满意一些文人的狂傲与自负,便用各种手段将其置于死地;他怀疑华佗的医术技艺,便杀害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因儿媳妇衣着艳丽而逼其自尽,并迁怒于其家族,赐死尚书崔琰;他更可以随意杀害无辜的近侍和姬妾,如某姬妾因没有及时叫醒曹操而被捧杀……这让人想到了近代某些大人物“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格言,一直到“文革”中出现大规模的迫害、冤狱,都可说是政治强人“逆我者亡”这一生存原则的延续与影响。
当曹操统一北方,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掌朝政而大权在握时,为什么没有篡夺帝位而自立呢?原因在于时机尚未成熟,并非是曹操不想。一是朝中反对派还有势力,所以曹操疯狂镇压反对力量,大肆屠戮汉室近臣、后妃;二是南有孙权、西有刘备,在没有统一之际就独自篡位,恐怕引起全面的反抗,所以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汉献帝被曹操捏在手里,完全是一个傀儡,曹操实际上已经君临天下,只差一个名分而已,所以没有必要这么性急。何况曹操时以周公、齐桓、晋文自许,想要青史留名、名利双收。曹操随意拿捏汉献帝与屠戮汉室近臣、后妃,做到了实篡而名不篡的境地。再如为了得到徐庶,可绑架其母亲。总之,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此类事项不一而足。
当曹操觉得此人有才可为我所用之时,也会显出相当的宽容,以收买人心。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是位极有文采的笔杆子。尽管他曾经为袁绍写过《讨曹檄文》,不但痛骂曹贼,把曹操的祖先也骂得狗血喷头。后来袁绍兵败,陈琳归顺,曹操依然爱惜他的才华而令他掌管文书,终成曹氏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曹操时能“唯才是举”,爱才重才,遇事能群策群力、多谋善断、知人敢任,这是他能有所成功的原因,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样的政治家就值得人们去尊敬,因为曹操的用人标准完全是以自己的需要而决定取舍,决非只要是人才他都会爱惜。如才华出众的孔融、杨修,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赐死的崔琰、荀彧,哪个不是名士英才。华佗的收狱与被害最能说明问题,如此一位于国于民都大有用处的中华名医,一旦曹操感觉其对自己有不忠和威胁,那就杀之,这时的曹操就没有半点宽容之心,他也根本不会顾及到由此民族医学将受到怎样的损失,更不会思考有多少百姓的生命将无法挽救。直到爱子曹冲病重,曹操才醒悟到华佗的重要,发出几句其行事罕有后悔的叹息,然而此叹息并非良心发现,乃是出于一己之私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