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常书鸿为了推广敦煌筹集经费，带着年仅15岁的女儿常沙娜在兰州“物产馆大楼”举办父女联展。73年往事，一位成为了“敦煌守护神”，一位成为“敦煌图案解密人”！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是这对父女的作品跨越73载后的再次重逢。父女二人的油画、速写、壁画临摹、花卉创作、装饰图案设计、服饰设计等共200余件作品，贯穿了两代人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将“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守护与传承”娓娓道来，引发当代人思考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承接的使命，也从另一视角诠释出“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与历史意义。
还记得1992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率团来到台湾参加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是台湾敦煌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展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展览的盛况让我对敦煌有了第一次的怦然心动！
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既是宗教艺术，又有着人世间的爱与无常。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中国有着这么鲜艳生动的壁画创作。大量的供养人画生动传神，青绿山水体现出春意盎然的情调，山水中的人物着红色调衣服，耀眼夺目，整体画面却色调统一，绚丽多彩，过去了千年的敦煌就这么活在眼前。
敦煌与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两代人有着血脉不解的深情。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是早期中国留法艺术家中油画的佼佼者，然而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女儿常沙娜一生命运的抉择。常书鸿归国后于1943年开始扎根敦煌，在他辛勤工作的数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人们誉为“敦煌守护神”。
正如常沙娜所说：“100年对敦煌的历史是短暂的，而对父亲常书鸿在敦煌的50年人生是凝重而珍贵的。”那个年代，苍茫大漠中，荒芜的洞窟里，艺术家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年幼少女对父亲信任且相依为命的深情让人动容。
常沙娜受父亲影响，自12岁起随父临摹敦煌壁画，承载父亲遗志，一生亦致力于敦煌艺术的教育推广。她展露出过人的艺术才华，赴美留学归国后，在林徽因的指点下走入工艺美学领域，以敦煌图案为蓝本，完成了如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等国家重点设计任务。同时，她向自然的生命形态攫取艺术灵感，创作出一批花卉作品，并在将中国传统文脉融入当代设计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曾说过：“是敦煌的风土培育了我做人应有的淳厚；是敦煌的艺术给予了我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
初见常沙娜，气质优雅，她对大时代故事的阐述不疾不徐。明明是时代的经历者，诉说时却像是个时代的旁观者，云淡风轻。第一次见到她的作品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作品真的是出自一位少女之手吗？莫高窟盛唐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这么宏伟的壁画，其间唐式建筑错落有致，若不是一位老练的高手，是没办法画出楼阁廊宇间这么精准的线条的；若不是经历了生命的沧桑，又岂能体会金刚怒目、菩萨垂眉的内在力量？洞窟中禅修者内心平静，洞窟外森林里危机四伏，那内在的情感思想与表现手法，超越西方表现主义画派作品，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所绘。在她笔下那些跳脱临摹作品的花卉创作，又仿佛时光流淌，在阳光恣意的夏日午后，自有一股清凉。
2014年，我们在今日美术馆举办首个展览“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展览不仅传递出清晰的文脉发展史，同时具备新颖的创意理念，因而备受好评。在展览研究的过程中，常沙娜遵守传统，敬畏传统的初心让人印象深刻，从她身上，我重新感悟大时代文人对“国与家”的认识。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49年常书鸿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将敦煌展品运往台湾的命令，他说莫高窟在哪里，我就在哪里；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常沙娜完全与国内断了线，她心系父亲一人独守莫高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两代人在国家纷乱之际，都没有考虑自身需求，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返回祖国，这是真正的文人家风。对这对父女的认识越多，也就对那一代文人以艺术救国的了解更深刻。
辗转几次展览，在互动中我发现，年轻艺术家对常书鸿的了解太少，这促使我转变展览的方向，此次“父女作品展”充满着坚韧患难中的温情，一方面完成常沙娜对父亲的思念与敦煌推广诺言的实现；一方面能让当代年轻人透过父女两代人的展览，认识大时代文人的精神，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时代变迁中艺术家的担当与情怀。
或许经过流离颠沛的人，更能理解家国的重要。敦煌究竟有多大的魅力，使得一位正在巴黎艺术圈冉冉升起的新秀迫切地想回到祖国？常书鸿在巴黎时看到敦煌的绢画，又在柏林看到吐鲁番壁画之后，敬畏祖国艺术的崇高地位，决心要发扬光大。许愿很简单，但要坚持一个愿望并不容易，更何况是坚守一生。常书鸿将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精髓与敦煌壁画中的装饰美学融会贯通,创作出既具有中国民族精神又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敦煌农民》中的人物造型严谨，着色沉稳，他将中国西北风格的民族味道与西方绘画技巧相结合，这种方式颠覆了过去西北画家艺术创作的理念，为中国西北绘画注入了新风。
常书鸿认为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也必须同步理解新疆石窟的演变，并多次前往新疆考证。他在1953年整理临摹的新疆拜城石窟第104窟的《女供养人》，在现在看来仍极具前卫性。人物相貌、服饰、发型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服装领边的单侧翻领搭配方型格组合，具有极强的现代感，这可以说是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往来的最佳佐证。
常书鸿不止一次提到，唐代经变故事在构图和设色上都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装饰绘画。中国这个时期的绘画已跳脱了印度东传、波斯时期的样貌，创造出独特的具有民族风味的佛教艺术。这一点可以从常沙娜所绘莫高窟盛唐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中发现。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禅修窟，窟内禅修者静谧的姿态与洞窟外的动物躁动的情绪产生了极大反差，北魏洞窟创作手法跟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有着异曲同工之趣。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常书鸿在敦煌看到了传统艺术的崇高，常沙娜则在其中发现古典艺术的优雅与庄重、装饰世界的丰富与多姿。“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表现出父女一生共同的执着，这是常家父女的故事，也是那个世代文人的故事，或许未来能成为你的故事。
（作者：黄炫梓，系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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