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楚歌”_楚辞-诗歌-楚国-屈原-刘邦

　　西汉末，世居楚国彭城的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后裔、大学者刘向，将屈原、宋玉等楚人的诗赋作品编辑成册，并附加他追思屈原的一篇《九叹》，以“楚辞”命名，从此，“楚辞”就成了这部诗集的名称。

　　到了东汉年间，楚地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文学家王逸为《楚辞》作注，编成《楚辞章句》，并增加一篇他为悼念屈原而作的《九思》。“楚辞”一词，最早文献记载可参看《史记·张汤传》和《汉书·朱买臣传》，二处均曰朱买臣以能言“楚辞”而见宠于汉武帝；《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辞可同诗，一声之转，只不过其义比诗更宽泛。关于辞，《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孔颖达疏曰“言语也”，其实《曲礼》中所说能安民的言语，即乐歌，应是类似风雅颂的诗歌语言；《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文，即文字，赵岐注：“诗人所歌咏之辞，”此辞即诗歌也。不以文字有损诗歌的表达，又不以诗歌的表达有损抒情写意。不言而喻，“楚辞”就是楚地或楚地风格的诗歌，应无异议。

　　楚国的诗歌语言，无疑属古汉语系统，大概皆属于《诗经》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诗范围。“楚辞”，既然是诗歌，就应该能够歌唱，这是所有古代诗歌的重要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诗与歌又能互相指称。关于楚歌，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譬如《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人世间》所载此诗更长。《孟子·离娄》载楚《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中能发现多首楚歌，在《善说》篇记载春秋晚期一位名叫子皙的楚王子，在游船上听越人船夫唱歌，歌声缠绵悱恻，悠扬动听，打动了王子，但不知何意，王子便让人翻译成楚国歌谣，这就是《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楚国诗歌长短句兼有，句式不限，接近口语，与周天子所统中原王朝严整的四字句诗歌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古代中国自由诗之滥觞。

　　到了汉代，古代楚地一带的诗歌风格突然在中原王朝开始流行，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不无关系。刘邦出生地在楚国丰邑，刘邦登基以后，楚文化自然北移，汉代在政治上虽然“汉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受楚国传统的影响却非常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瓠子》都是楚声，武帝时的《汉郊祀歌》都是楚调。刘向大概就是在西汉兴起的楚地诗歌风格的氛围中，整理出最能代表楚国水平的诗歌选集《楚辞》，从此以后，以《楚辞》为代表的诗歌，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歌的总体走向。以前是规整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四字句诗歌，楚国诗歌或《楚辞》风格的诗歌风行汉朝以后，五言诗开始流行。李陵与其所训练的五千荆楚“敢死之士”（司马迁语）纵横匈奴腹地，因寡不敌众受降后在大漠以北所创作的一系列诗歌，与其说是五言诗，不如说是楚风诗。钟嵘《诗品》甚至认为，李陵从大漠以西传回的诗歌乃中原五言诗的发源。后人所写的五言诗，不断受其影响。汉乐府诗，更是受到《楚辞》的影响。诗歌的演化史，就是不断走向自由表达的演化史。以《诗经》为代表的书面雅言，越来越走向象牙塔，而以《楚辞》为代表的更为自由的语言风格，因为接近口语化，却显得越来越有生命力。诗歌经过五言、七言的酝酿，再到长句，进而到彻底的自由诗，我们都可在《楚辞》中找到影子；同时，也可在汉语诗歌的一系列演化中，找到《楚辞》的影子。

　　（作者：石厉，系《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