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该句出自《孟子·离娄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引用了这句话。一个“诚”字，在儒学史特别是北宋以来学说发展中意义非凡。
考镜源流，《说文解字》中以“诚”“信”二字互训，指真心实意，既不自欺，亦不欺人。饶有况味的是，如此关键的命题，在《论语》里面仅出现两次，其含义较虚。百余年后，经孟子发挥，“诚”获得重大进展。综观《孟子》全书，“诚”字出现22次，基本含义是诚心、真意，与性善论相关联时，特指反求诸良心本心，听命于良心本心之际应有的心理状态。
这句典故的上文是：“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循着孟子的思路，一个人能否成就道德，主要视其是否真实诚心，这叫“诚”身。毕竟道德的依据在于内心，如能对己之内心真诚不二，一切随心而动而定，不打丝毫折扣，不生半点杂念，于反身体认中发觉世间所倡导所公认的德行标准，皆恰如吾心之所欲，又恰为吾心所固有。如此，个体便感到内外如一，外界一切良善和德行，符合我的心境，真实不虚，即“反身而诚”。经历此番过程的人，自然对得住亲人、朋友、上级、百姓，堪称无愧于心。
孟子着意强调“诚”身的前提是发现并放大自己的内心善端，此之谓“明善”。孟子实际已将“诚”之于个体的重要性阐释得极为透彻，紧接着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进一步把“诚”喻为天道，赋予其形上意义，并强调与这个“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乃“思诚”。所谓“思诚”，就是要求人通过反思而做到诚心。在自反的意义上运用“诚”字，并力求以“诚”于天人交界处有意识地安放一接榫，从而达到由天过渡到人的合一状态，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的一大创新，彰显出其学说的恢宏气象，亦是其性善论的核心概念。假如说“心”是孟子整座思想大厦的基柱，那么“诚”便是维护基柱矗立的牢固砖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出的《中庸》里以较大篇幅探讨“诚”的概念，并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新论述。彼时思想界，孟子意在沟通天人关系的“诚”，尚面对多方的挑战，这恰是留给《中庸》解决的时代问题。众所周知，老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重大命题，孔子虽胸怀沟通天人的深沉使命，但始终引而不发，孟子以“诚”揭橥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可惜落脚点偏重人的一边。后继学人就此多有探讨，如庄子“游乎天地之一气”的主张用力过猛，径直将人拉回自然界，弱化了人文色彩，荀子则倡言“知有天而不知有人”，把天与人斩截得明明白白，无疑滑入了另一极端。面对二元对立的学说分歧，《中庸》讲“诚”，实是正逢其时，不得不发。简言之，《中庸》一面紧扣人性谈自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从而推演出人道即天道，人生界即宇宙界；另一面申明天道不息之健也是人性之德，既然是德，则须报以“至诚”。唯其“至诚”，才能“自强不息”，方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一种立足德行的宇宙观喷薄而出，后经宋儒之发挥与建构，遂成为古人探究天人关系、追求由内圣开出外王之境的密钥所在。钱穆先生认为在剖析天人合一问题上，《中庸》以“诚”为津筏，“一转手间，却有绝大思致、绝大聪明。那是思想界的一大翻腾”，洵非过誉。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征引孟子论断，殷切希望企业家要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仔细体味，孟子所讲之“诚”对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极其重要。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讲求诚信，首先当存心养性。孟子曾讲“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人天生就有诚善之性，但其生来柔弱，特别在一个速朽世俗的时代，容易被外物所熏染而变质，故专心致志地反身以诚，不断耕耘浇灌心中这片净土，方可让诚善之树茁壮成长。
其次须立乎其大。道德基础筑牢，则需要更高的理想信念去引领，“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也是中央再三强调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深刻用意所在。人只有忠诚于信仰，才能让良善充盈整个生命，无论面对危难还是诱惑，都能以信仰之大体战胜私欲之小体。
再次应无愧于心。人生不过百年，不少人胸怀宏愿欲成就一番事业。然而直道而行者却常常遭遇一些精致利己之徒在竞争中“弯道超车”，如此现状不仅诱使人们基于利益考量而背离诚信，长此以往，便是整体社会流行解构崇高、走向虚无，甚至引发价值信念的失落。因而这更需要从传统诚信思想中汲取资源，以启示今人。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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