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时期起,中原以外地区政治势力崛起,即《史记·周本纪》所谓“齐、楚、秦、晋始大”,《齐太公世家》所谓“唯齐、楚、秦、晋为强”。这些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实体迅速强盛,出现了《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的局面。至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的迁都方向多显示出向中原靠拢的趋势,说明中原在统一进程中的文化重心地位重新受到重视。秦统一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北河与南海的经营,体现出其扩张的趋向。另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秦始皇“东抚东土”,“乃临于海”的实践。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秦始皇对海洋的关注,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典型,除此后汉武帝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外,其他人皆难望其项背。而秦皇汉武东巡海上的表现,刺激了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社会热情,中国人的航海能力与早期海洋学的进步,也因此获得了有益的条件。
“并一海内”成功与“天下”“海内”理念
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能简单地以杜牧《阿房宫赋》名句“六王毕,四海一”加以概括。秦帝国版图的扩张,除“西北斥逐匈奴”,“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外,还包括对岭南的征服。战争的结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南越列传》所记载的“南海”等郡的设立。
春秋战国文化典籍中“天下”语汇的频繁使用,体现统一理念得到诸家学派的认同。与“天下”往往并见的政治地理概念,还有“海内”。如《墨子·非攻下》“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揔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及《成相》“天下为一海内宾”等。《韩非子·奸劫弑臣》“明照四海之内”,《六反》“富有四海之内”,《有度》“独制四海之内”,则以对“海内”的占有和控制宣示绝对权力全面专制的理想,如《饰邪》“强匡天下”,《初见秦》“诏令天下”,《大体》“牧天下”。秦始皇琅邪刻石有“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的说法。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时所谓“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都是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对秦始皇功业的肯定。在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论中,李斯所谓“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秦始皇所谓“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周青臣所谓“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淳于越所谓“今陛下有海内”等,也都沿袭着这样的语言习惯。
秦始皇关注沿海地方的种种表现,应当与这种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通过琅邪刻石“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之罘刻石“巡登之罘,临照于海”,“览省远方,逮于海隅”,以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等,都可以透视出这种政治理念的影响。
“议功德于海上”的政治文化意义
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这当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见关于秦帝国海疆“东有东海”,“地东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识有关。秦始皇多次长途“并海”巡行,这种出巡的规模和次数仅次于汉武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的特殊表现,尤其值得史家重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则达到关中以外地区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上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起始。又《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到“东夷”“君子、不死之国”。对于“君子”国,李贤注引《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也指出了“琅邪”往“东夷”航路已经开通,且有相关里程记录。“琅邪”也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经营琅邪之后建设“东海”名都的意图。这样的推想,也许有成立的理由,而要探求秦始皇进一步的目的,却已经难以找到相关证据。
秦始皇在琅邪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即与随行权臣“与议于海上”。琅邪刻石记录,秦始皇“至于琅邪”,王离等重臣十一人,“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司马迁所谓“议于海上”,张守节《正义》称“议功德于海上”。对照《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宿留海上”的记载,可以推测这里“与议于海上”之所谓“海上”,很可能并不是指海滨,而是指海面上。秦始皇集合文武大臣“与议于海上”,发布阐述国体与政体的文告,应理解为站立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面对陆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