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妓某,当乙酉国变,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买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中,不及救。”(谭迁《枣林杂俎》)
“顾横波词史,自接黄石斋先生后,有感于中,志决从良。后为明故兵科给事中龚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顾谓龚若能死,己请就缢。龚不能用,有愧此女也。”(《菽园赘谈》)
“马姬字守真,小字元儿,以善画,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谷叙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丘山,红妆季布。’”(钱谦益《列朝诗集》)
我们对柳如是、李香君和陈圆圆的事迹早已是耳熟能详的了,陈寅恪先生之所以穷十年之心力为柳如是作传,就是有感于她的民族气节与独立自由之精神:“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柳如是别传8226;缘起》)。这位“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与那位号称“东林泰斗”的钱大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李香君“血溅挑花扇”就更是脍炙人口,真可谓挑花扇前,羞杀堂堂七尺男儿了!
我在这里无心去对比南明知识分子与南明妓女的人格高下,也不想把南明妓女抬高到非凡的高度,事实上,南明妓女和所有传统社会中的女人们一样,自古就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所以她们接受儒家三纲之教,比男人“纯一不杂”,不受或少受复杂的政治利害的干扰。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本来是不需要她们去考虑政治气节问题的,但遇到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这个问题就会突然摆到她们面前,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格形象的机会,她们既然已经做不成贞烈女,现在只有以做忠臣来弥补自己的人格“缺陷”,政治气节的荣光就成为她们慷慨赴义的精神源泉。况且,国破家亡之际,落到征服者手中,女人命运的悲惨,她们也是深知的。由此可见时代道德对她们的影响至深,所以应该说在南明妓女的气节的背后也无疑带有着根深蒂固的“贞节”的情结。
但纵观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吴三桂和陈圆圆,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男人的现实实用主义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功利之心也昭然若揭,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可以公然抛弃自己信奉了一生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文化的道德教条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南明妓女则代表了传统文化最为纯净的一面,她们以一种女人所特有的浪漫心态,表现出了一种完美的大国民气质与个人人格!如果单从这个时代去考察,那些以道德名节为标榜的知识分子的确是远远无法与南明妓女相提并论的。
我一直这样认为,长期的宗法社会所培养出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外有这样两种人:一是以社会治世理想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逢乱世则不惜以身殉道,如屈原、文天祥等人,文天祥的“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可以看作是封建文化人格的最高境界,这种“烈士型”就是宗法社会的道德楷模。其气节与宗法社会中女人的贞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有从一而终的性质,都离不开宗法社会的长期教化。第二种人即是所谓的“风派”,这种人在治世八面玲珑,投机钻营,逢乱世则见利忘义,摇首乞怜。越近末世,第二种人就会滔滔者天下皆是,充分暴露了中国人文化人格渗入骨髓的历史痼疾。中国的封建末世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晚清之于晚明,晚明之于两宋,一直上溯,无不陷入同样的末世宿命。故鲁迅先生尝言:“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忽然想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益凸显出南明妓女不俗的精神人格,也使她们与所有的“烈士遗民”和“贞妇烈女”区别开来。
柳如是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思逢。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在这样一个“烂若桃花”的时代,恰恰是这些传统社会中的弱女子写下了最为美丽的时代篇章,留下了晚明社会最后的风流,是她们使南明的历史变得透明而鲜艳。我想,用“桃花得气美人中”来形容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吧!